1969年6月14日，总统选举结果揭晓。蓬皮杜获胜，但是弃权票非常之多。这时的戴高乐不无得意地评述道，将王储推上王位的选票只占全部选票的37%，远远低于他戴高乐在公决中获得的47％的选票。他从爱尔兰打电话给在谢瓦莱利的蓬皮杜，冷淡地祝贺道：
我出于民族和个人的原因，向你表示最亲切的祝贺。”
6月18日，将军一行回到了科隆贝。将军一回到家，便重新开始了每天的写作。政府给他派了一个工作小组：一名私人秘书、三名军事参谋及四名秘书。在巴黎的布里图伊尔大道政府为工作小组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处理成千上万的信件，并将留在索尔法里诺街原办公室的档案进行分类。政府表现得十分慷慨；但将军实际上，从未去过新办公室。他宁愿呆在科隆贝，每天往返邮寄和领取包裹，等待每周两个工作小组中的某个人从巴黎来访。事实上，在退位以后这段时间里他只去过巴黎一次，那是参加为他孙女安娜举行的圣餐仪式，而且行动很秘密，并尽快返回了科隆贝。
在科隆贝，生活方式几乎一成不变。在早晨9点左右将军下楼写作，直到正午；然后吃午饭，散步，下午4点到6点继续写作。他之所以尽可能地利用时间，不仅因为他写得很慢，而且还要修修改改。他在写作时拒绝别人打扰，其实也没有谁愿意打扰他，因为他在写作时书房始终很热。据说只有在温度很高的房间里，他才能写作。
尽管如此，将军在外面却是不怕冷的。实际上，他在冬天散步时，只穿一件外衣，尽管他的衣服是用厚布料做的。雨天他也从不带伞。另外，他也不喜欢戴帽子，不像戴高乐夫人，冬天时常常戴着一顶虽不华贵却舒适、实用的帽子。夫妇俩人现在都喜欢执一柄手杖；将军的手杖把手下面有一个银环，而两柄手杖顶端都有银钉插入泥土里，以防滑倒。
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既没有远行，也没有多少社交。戴高乐写作，伊冯娜织毛衣，而两个人都爱看电视。将军于1969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去了凡尔登。这次出行他没有声张，也没作任何演讲。偶尔戴高乐夫妇也会开自己的车外出旅行，但那似乎只是放松一下，散散心，而丝毫没有真正的观光游览的兴致。至于来访的客人，除了每周有人从布里图伊尔大街来以外，便没有什么人了。12月11日，马尔罗来到科隆贝，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在后来出版的书籍中马尔罗对这次谈话从艺术的角度详加描述、大加引申。
家人，尤其是孙子和外孙子则经常来，令夫妇俩人十分高兴。像所有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样，尽管戴高乐经常煞费苦心地教导孩子们在学校要好好表现，但他依旧很溺爱他们。然而，布瓦塞里的家庭聚会已是难得的天伦之乐，经常可以看到这位老人仰起头，被孩子们逗得放声大笑。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他从未允许自己有过如此举动。
1970年的新年来去匆匆。写作仍在继续，但却更加吃力，也没有写作《战争回忆录》时的激情。与往常一样，老将军在1月份便决定下一次旅行要离开法国以避开当年的“6月18日”庆典。这一次他要去西班牙，并花了很长时间周密安排。戴高乐夫人执意去圣地亚哥德康帕斯代拉和伦斯瓦尔；而将军则想去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和西班牙南部一个僻静的地方休养10天。
最后两人商订了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路线。6月3日，他们又一次秘密离开科隆贝，驱车前往西班牙边境。他们在途中停车两次，越过边境，前往圣地亚哥，然后继续前行到阿维拉和马德里。在那里他们受到弗朗哥将军的款待。会见并未使戴高乐完全满意。将军后来说：“我不得不对他说‘无论如何到头来，你是对西班牙有贡献的。’你该很明白‘到头来’这句话指什么……是的，有贡献于西班牙，除去所有的镇压与罪行。斯大林也犯下了罪行—而且实际上要多得多。”
他们从马德里南行，穿过托利多，直奔安达卢西亚。他们在奥让附近住下，参观了科尔多巴的清真寺。然后为满足将军的愿望，在奥让的一家狩猎旅馆里住了10天。奥让坐落在距西拉布兰卡的马伯拉不远的地方。他们此后开始了连续的旅游，先来到塞维利亚，穿过广阔的爱克斯特来马杜拉大平原（中途参观了于斯特的修道院，在这里理查五世皇帝度晚年）。然后经过老卡斯梯也尔抵达布尔戈斯。这次旅行十分艰苦。一路上荒凉炎热，有时不得不在路边野餐。有些地方除为过路的牧羊人而设的牲口棚外，旅店闻所未闻。天气也炽热难当。这个国家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炎热的气候似乎对将军格外具有吸引力。他看到多少世纪以来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磨炼的。环境的恶劣与残酷中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他。这里没有爱尔兰西部的安静平和，但却依然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