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将军战后政府政策方向有印象的人对这些建议不该感到惊讶。1945年，他主持的政府便提议对大部分法国工商业活动实行国有化。不仅如此，他还于同年成立了工厂联席会议。此时，加比唐已在政府内任职。
然而，法国新一代的企业家不关心历史。他们对20年前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不感兴趣。他们担心的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些担心并不仅仅局限于将军关于“参与”的建议。他们对整个经济政策的方向提出疑问。他们说道，5月的混乱局面以后，政府一直奉行一种几乎草率的扩大货币发行量的政策，以图重新起动似乎已经崩溃的经济。这一政策突然在10月份被财政上的严苛政策所取代。所得税提高，又有人建议大幅度增加遗产税。第二项措施大失人心，于月末被议会否决。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的政策已处于失控状态。问题已不是法郎是否必须贬值，因为这已是意料中的事，而是贬值多少。
在10国集团会议上，这个问题成为首要议题。这10国包括美国占主宰地位的西方10大金融强国。会议于1968年11月20日在波恩开幕。法国政府要求提供2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支持法郎。到22日晚与会各国已基本同意满足这一要求，条件是法郎必须贬值。即使这一条件也并非必须遵守。戴高乐通过代表欧洲委员会议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巴尔了解到，会议所提条件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这使得他大为放心。
法郎从没有贬值。在第二天下午的部长会议上，顾夫·德莫维尔和财政部长奥托里向将军汇报了他们在波恩做出的保证。将军告诉他们他决定大幅度削减公共事业开支，在信贷资金的帮助下便足以维持法郎日前的比价，因此法郎不必贬值。
一公布这一决定立刻引起工商界的震惊与愤怒。但是他们早就应该知道，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将军的性格。法郎比价事关法国声望。既然如此，答案只有一个。说什么也没用了。至少，该说的话将军本人都已说了。他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谴责5月“振荡”以及“令人作呕的投机”，所造成的危机，以此为他们的决定做出了解释。
尽管无论工商界反感，法国公众却欢迎维持法郎比价的决定。然而，同时削减公共事业开支的政策却产生了较为长远的影响。1968年底不但工商界不满，公众舆论也再次反对将军及其政府。
12月末将军在没有和任何部长磋商的情况下决定禁止法国向以色列出售任何军火，这使得情况更糟，此前，以色列曾派一个突击队偷袭贝鲁特机场，摧毁黎巴嫩大部分民航飞机，作为对在雅典机场一架埃尔阿拉航空公司的飞机受到袭击的报复。将军对此立即给予了惩罚。但是无论这个决定优点何在，法国舆论界仍为其内容及将军的表达方式所震惊。新闻界反感地把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所作出的严厉反应与他对苏联入侵布拉格一事的和缓态度相对比，民意测验也再次表明公众极不赞成将军的这一决定。
此时，蓬皮杜发起他的第一次挑战。自从离开政府，他便继续在私下里诽谤中伤政府。戴高乐方面则想方设法修补与蓬皮杜的关系。在9月份举行记者招待会上他毕竟曾为这位前总理说了不少好话：“他是……共和国的储备力量，应该时刻准备接受国家将来有一天赋予他的使命。”
1968年后期蓬皮杜被迫设法摆脱一桩与影星阿兰·德隆前任保镖马卡维奇的死有关的丑闻。这段插曲实在令人不舒服。但巴黎人对这样的丑闻却津津乐道。一些部长也并未对此事表示不满。而且情况很清楚，加比唐不想把他所了解的真相告诉他的同僚们，更不要说告诉蓬皮杜本人。
丑闻渐渐平息。蓬皮杜在此之前曾向戴高乐抱怨政府的所作所为，言外之意自然是总统本人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将军试图以一封友好的信及正式邀请他到爱丽舍宫以减轻他的愤怒。他认为如果蓬皮杜能多走访几个国家会对他有好处。他建议他去罗马见一见意大利总理并结识一下教皇。
这样，于1969年1月14日蓬皮杜去了罗马。的确，他使自己出了名，由于他按将军的建议去了梵蒂冈等地，更主要是由于他在一家旅馆会见了一些法国记者。当被问及他是否竞选法国总统这一热门话题时，他像往常一样回答：“目前尚无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却主动说道：“如果戴高乐将军退休，那么我将毫无疑问参加竞选。”
蓬皮杜决不傻。他本来可以不讲第二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果然，第二天巴黎报界纷纷报道他所说的话。这使得将军不得不发表声明。1969年1月22日，他在爱丽舍宫向全法国宣告：“我于1965年12月19日再次当选共和国总统，任期7年。为完成我所担负的民族任务，我有责任并愿意完成这一使命。直到最后一天。”2月中旬，蓬皮杜在日内瓦对此做出回答。他在瑞士接受电视采访并被问及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何看待时，他回答说：“按照你们使用的词的本义，我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如果上帝有意安排，我所拥有的也许是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