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戴高乐夫人的要求，夫妇二人经隆斯瓦尔返回法国，并于6月27日到达科隆贝。回到科隆贝，将军又重新开始写作，玩单人纸牌的游戏或者看电视。戴高乐夫人则重新开始家居生活。夫妇俩都不知道这是他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之旅。
将军一生中最后几个月的时光过得并不快乐。的确，他于7月中旬将《希望回忆录》第一卷的初稿寄给了出版商。出版商于10月23日将其付梓。该书立即获得成功，使他的精神格外振奋。在他的命名日，即11月4日的圣夏尔节，人们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但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抑郁悲伤之海中的几个孤岛。他的儿子9月末在科隆贝逗留两天，发现父亲“比从前更忧郁伤感。”他的许多老战友，如卡特鲁、勒内·加比唐、弗朗索瓦斯·莫里亚克已经辞世或行将就木，他觉得自己在世上也已为时不多了。
他对他的继任者领导下的法国的前进方向感到不满意。蓬皮杜没有任何浪漫情怀，对法国也没有理想化的设想。1969年12月，在欧共体的最高会议上，他竟然同意新当选的西德总理勃兰特提出的统一欧洲经济及货币的计划，并决定恢复与英国就其加入欧共体而进行的谈判。让·莫内评论道，“法国政府曾不顾理智和切身利益而随心所欲，但如今终于准备放弃长久以来的反对态度。”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被问询的法国人中有60％赞成欧洲政府，即使其不在法国人领导之下也未尝不可。莫内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将军的时代已经完结。
1970年11月9日夏尔·戴高乐过世。他于午夜时分出生在里尔的外祖父家中，于近80年后的一个傍晚死在科隆贝双教堂自己家中。
然而人们不会轻易地让将军安息。他的去世，正如他生前所预料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包括蓬皮杜总统在内的各级政府都将参与将军后事的安排，而事实也正如此。将军逝世的消息立即被封锁，以便能让家人赶到布瓦赛里，向将军遗体告别。但是到翌日清晨，显然，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无法保密的。另一方面，无论谁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都将在政治上取得优势。
蓬皮杜本人希望由他宣布这一事件，并于第二天早晨在部长会议上宣读1952年将军关于自己葬礼安排指示的副本。而将军的家人则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公布遗嘱。对此双方进行了一番激烈地争论，但最终蓬皮杜获胜。11月10日上午9点40分，法新社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戴高乐逝世。上午11:00爱丽舍宫发布将军的包括葬礼安排的遗嘱，当然这是在未得到戴高乐家人允许的情况下发布的。下午一时，蓬皮杜本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宣布：“法国的男女同胞们，戴高乐将军离我们而去；法国失去了国父。”这位新国家元首通过利用宣布将军的噩耗和宣布其主持全国的哀悼活动，确立了自己继位王储的地位。
当然，将军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早已十分清楚，无论他如何阻止，他的死都将会为世人所知。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欣赏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公众生活与作为丈夫、父亲及祖父的私人生活之间的反差。毕竟，他在演讲与《剑锋》一书中都曾探讨过一个领袖所应具备的公众人格。但现代民主政治无法把私人角色与公众角色截然分开。选民们想了解他们的领导人，戴高乐曾努力在他的私人生活与他所认为的象征法国的公众角色之间挂起一张帷幕，而这种想法与他刚刚离开的世界格格不入。
将军去世后，所发生的就死讯的宣布时间和葬礼的安排有失文雅的争吵经年不息，并最终发展成如保评价将军一生的争论。将军逝世后，他的家人希望保留独自吊唁表达哀思的权力，不想让世人获悉将军的死。法国公众则希望能公开将军的私生活，能对将军有更多的了解，以便从他们各自的情感方式哀悼这一损失，如今，争论已经平息。悲伤已经过去。法国及其友邦现在需要能够历史地对待戴高乐。当然，每代人都会对将军重新做出评价，但至少夏尔·戴高乐本身是清晰的。以科隆贝为家的戴高乐，是一个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的个人；而以法国为己任的戴高乐，则是一个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公众人物。他性格的两个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令人费解。倘若如此，倘若他真的是法兰西最后一位伟人，他的超凡的品格，作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便已被他带进了自己建在科隆贝的陵墓。按照他生前的要求，他安息在他的小女儿安娜的身边。而法国，用戴高乐自己的话说，“以其慈祥而神圣的大地”接纳了他的双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