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为恢复地位，必须先对5月29日、30日两天古怪异常的行为做出解释。他于6月7日在接受他最喜欢的记者米歇尔·德来依的电视采访时说：“是的，我想到5月29日辞职。同时我也意识，如果我离开，将爆发一场可怕的颠覆活动，共和国也将不复存在。”这虽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勉强过关了。
戴高乐第二步是要击垮蓬皮杜。总理四处宣传说是他和玛素在5月份拯救了共和国，令将军十分气愤，但这话又并非毫无道理。戴高乐的反应依旧很突然。他改组政府内各部部长。德勃雷与顾夫·德莫维尔调换了岗位，负责外交事务。但更重要而且有侮人格的是，将军在不听调遣的总理职务前面插进了由令蓬皮杜无法忍受的勒内·加比唐担任的一个高级部长。
这不仅是个人好恶的问题。加比唐是“参与”公决的最热情积极的支持者，“参与”公决将是次年将军的主要政治主题。蓬皮杜则认为这是“做梦”。而且，加比唐自1942年在阿尔及尔追随将军以来一直是戴高乐的亲信。他曾在阿尔及尔与路易·若克斯一起组织了一批学者、律师及持与维希政府不同政见者，支持将军在战斗法国中的领导地位。他与戴高乐的关系不仅早于蓬皮杜而且经过战争的洗礼。
这次大改组使公众对总理本人前途众说纷纭。显然，在定于6月23日和30日举行的大选之前，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民意测验却表明戴高乐派候选人将取得压倒性的多数选票。新闻界关心的唯一问题便是谁能赢：戴高乐还是蓬皮杜？如往常一样将军置身于竞选活动之外，但是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总统周围”。他在第二轮投票前夕则在电视中更为直截了当地呼吁绝大多数人大力支持他，并说“参与将是振兴法国的准则与力量。”但至少可以说，他的总理并不这么想。
绝大多数人支持将军。保卫共和联盟击败了反对党，赢得了国民议会485个席位中的360个。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但对将军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十分乐观的结果。他对新议会不屑一顾，称其为“恐慌议院”。（他的原话更粗鲁）。他的关于“参与”的主张未能获得选民的领悟令他感到十分恼火，甚至没有人向他们解释
他是对的。但结果只是使戴高乐与蓬皮杜两人之间的分歧加大。将军希望有机会按他的设想在法国实施变革，而这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与往常一样，无论环境迫使他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将军的立场坚定不移。战后在组建政府时，他强调必须走战前的资本主义与东方集团计划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在花甲之年，他又重复这一主题。没有人清楚在实践中“参与”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并非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的将军本人也不知道。但是他有一种直觉，一种家长式天主教徒的或许是军人的感觉，认为在法国这个仍将他奉为国父的国家，更适合成为更具合作精神而非敌对性的社会。
相反，蓬皮杜则认为这未免太多愁善感。离开法兰西人民联盟后，他曾在罗斯希尔德银行工作，认为法国需要的是更多的竞争，工业部门应加强企业精神。他认为，“参与”，至少按照加比唐模式，意味着或者“走苏联道路”或者是民众代表大会管理公司。对这两种观点他与银行界的朋友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大选胜利后，将军与总理之间进行的勾心斗角古怪而危险，7月10日蓬皮杜会见戴高乐，报告选举结果，他看上去自命不凡。接着将军问及蓬皮杜打算如何开展“参与”活动。蓬皮杜没有明确回答。但似乎暗示工作与竞选活动的压力使他感到很疲惫，也许疲惫得使他无法继续担任总理一职。
当天下午，蓬皮杜要求一群获胜的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组织起来，作为代表政府政策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对将军来说，这似乎是要求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向总统职权发起挑战。戴高乐则告知部长会议，他认为选举结果是“一次将国家推向‘参与’的伟大运动”，从而对蓬皮杜的做法给予间接的还击。
勾心斗角继续进行。蓬皮杜让爱丽舍宫秘书长特里科特知道他已经无法忍受下去并期待着他当总统的机会。这一消息泄露后政治气温骤然上升，迫于家人和支持者的压力蓬皮杜，最后认定继续担任总理符合他的最大利益。但是这一认识实在太迟了。特里科特已告诉戴高乐，蓬皮杜再次声明他很疲惫。一次还可以原谅，两次就太过分了。将军的生活中没有给疲惫留下余地。总理的工作已交给了顾夫·德莫维尔。顾夫·德莫维尔接受了这一职务。蓬皮杜与戴高乐都感到受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