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完全被搅乱。将军与布瓦西厄失去了联络，谁也不知对方在哪里，情况一片混乱。将军命令两架直升机重新起飞，试图在空中与玛素取得联系。然而因无线电频率不符，飞行员无法与巴登—巴登的玛素将军总部取得联系，而且他们即将接近德国边境，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麦哲兰公路地图。将军把最后的决定写在信封背面交给弗罗希克。他们将径直秘密地飞往巴登—巴登。两架直升飞机改变了航线，下降高度以躲避雷达监测，并飞越斯特拉斯堡正北面的莱茵河。直升机继续保持低空飞行，高度降到能够看见地面上的标志，明确他们所在位置后，最后设法降落在巴登乌斯一个小机场。
弗罗希克火速从机场打电话给玛素。玛素当时正在午睡，他被突然叫醒并被告知总统及夫人将到达他屋前的草坪。他立刻跳下床，穿好衣服。匆忙组织好欢迎队伍。载着戴高乐一行的飞机几分钟后在玛素将军屋前的草坪着陆。
戴高乐第一句话便是：“玛素，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出了毛病。”法国人对他已经厌倦了。他将辞职，而且必须告诉法国大使，让他通知西德总统，将军已在德国领土上，而且将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他的家人平安无事。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940年9月的达喀尔。在绝望中，将军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与玛素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开始是在草坪上，然后在玛素的办公室，后来是共进便餐，边吃边谈。玛素讲到法国将来会出现的混乱，又回忆起将军当年如何勇敢，成功地渡过危机，劝他不要绝望。最后，他胜利了。将军的意志像突然垮下去那样又突然重新振作起来。他叫来妻子，把行李重新装上飞机，宣布他们将飞回法国，回到科隆贝。
到达布瓦赛里时，将军打电话给爱丽舍宫特里科特。他的声音与往日全然不同。他听起来信心十足，充满斗志。而再不像以前那样倦怠而沮丧。他说他将于次日上午回到巴黎。这天夜里他睡得很好，并早早起来起草当天的广播讲话。到5月30日中午，他已回到爱丽舍宫，并定于在下午3点召开的部长会议之前会见蓬皮杜。
就在将军无缘无故便消失得无踪无影的这段混乱的时间里，他的部下都仍恪尽职守。5月29日，当将军与巴黎失去联系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大示威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威胁：共产党控制了危机的局面，从而使危机大大降温，从这方面讲，它取得了成功。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它构成了一个威胁。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答复的情况下，群众高涨的热情正在推动共产党人超越为自己制定的界限，推动他们夺取政
共产党的两难境地为戴高乐分子提供了机会。第二天下午，即5月30日下午他们组织了一次反示威游行。这时，将军本人的出现对于他们实乃一大意外收获，为他们的努力及时赋予了合法性。
他以苍老而富权威的声音确认了反示威的合法地位，下午4点30分，他发表广播讲话。那些日子里，没有人在这个时间看电视却都准备听收音机。这次将军的表演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标准。他指责共产党企图建立专制独裁；并说他不会辞职，也不会撤换总理。在蓬皮杜动议下，他宣布推迟公决，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大选。最后，他用夸张的语调宣布，尽管有“共产党”的
威胁”，共和国不会垮台，戴高乐也不会离开。
这便是所要做的一切。将军发表广播讲话后不到一小时，协合广场人山人海。到下午6点30分，50万之多的巴黎群众为第五共和国得以幸免于难上街游行。这场战斗以将军获胜告终。然而，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胜利。
终局
尽管5月30日将军振奋人心的讲话达到了目的，但也使将军遭受了一系列的政治损失。他不得不向他的总理做出让步，不但同意推迟全民公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同意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实际上，将军讲话中的
我宣布今天解散议会”一句话是蓬皮杜坚持写进正文的。这并非将军的本意。他明白，竞选如果成功，必然会加强蓬皮杜的地位，牺牲他自己。不用说，将军对此是不准备接受的。
目前两人的关系已相当紧张。自蓬皮杜从50年代早期成为戴高乐法兰西人民联盟中最得力的助手开始，他们便组成一对奇特的搭档：一个来自北方的永不屈服的人，法国军人和基督战上一个来自南方奥弗涅的教师，始终保持农民口音的钻营功名的人，然而，当将军穿梭于外交领域之时，蓬皮杜则看管法国家园，他们的关系几乎曾达到完美境地。然而，当他们的角色交叉时，当戴高乐面临着1968年5月的国内危机而涉足蓬皮杜的领地时，蓬皮杜不再是先前的毕恭毕敬，而是表示相当不满。紧接着，当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消失，没有给他的总理留下有关其行踪的任何线索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