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法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工会组织对他们鼓动起来的罢工失去了控制，学生们仍然在滋衅闹事。将军只得提前一天结束访问。当他于5月18日回到巴黎时，1000万工人在罢工，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他火冒三丈，用粗秽的语言对在奥利机场列成一排前来迎接他的局促不安的部长们训斥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与蓬皮杜同乘一辆车，口中仍骂个不停。蓬皮杜提出辞职，被将军断然拒绝。“一个人决不应该在双方激战之际放弃他的岗位。首先，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此后的事，我们拭目以待吧。”
次日清晨又是相同的情形。将军再次召见蓬皮杜与那些被将军称为“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如富歇、迈斯梅、高尔斯和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将军说：“在这5天内，10年来与愚蠢行为的斗争将毁于一旦。”他要求哪怕使用武力，也要迫使示威人员在第二天全部撤出欧迪昂。他还要求电视广播等新闻机构投入正常工作，警察则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地总结为“改革，可以；混乱则绝不可以。”并要高尔斯将此向全国公布。然后，他便将自己关在爱丽舍宫为5月24日的演讲撰写讲稿。毫无疑问，将军在经历了罗马尼亚热烈的欢迎场面后，为回到法国后看到的一切所震惊。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而且背更驼了，样子优柔寡断。好像他有点难堪此负。这一切对将军的打击太沉重了。
5月24日的广播讲话一败涂地。将军的神态及声音都给人以惊慌无措的感觉。事实上，他宣布了就“参与”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事宜。而这一问题的具体条件却并没有阐述清楚。听到这一讲话的人都怀疑这是将军耍的一个花招。他说维持公众秩序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他的声音却不像往日那样洪亮；他的语言虽然仍旧保持庄重的风格，但却不知为何听起来不再可信。他的样子看上去是一个疲惫不堪、历经创痛的老人。将军自己也十分清楚他的讲话效果很差。当晚，他说：“我脱靶了。”蓬皮杜只是说：“还不算太糟。”
但是事实上，情况糟得无以复加。似乎受到戴高乐广播讲话失利的鼓舞，学生们当晚冲出拉丁区，跨过塞纳河，直奔城里商业区的法兰西银行。他们边走边唱，高喊着口号：“我们就是要敢于想像”及“我们就是要混乱。”继而，他们企图放火烧毁证券交易所，但未能成功。他们横冲直撞地穿过右岸地区，似乎要再次掀起大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受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重演。这座城市正在自我毁灭。合法的权力机构似乎已无能为力。将军被困在爱丽舍宫，只有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及军事副官在他的身边。警察在每条重要街道都设置了路障，每个街口都有装甲车，车上是身穿防暴服的警察。除他们之外，无人敢出门。
夜幕降临时，这场危机才渐渐平息。学生精疲力竭地退回对岸。警察们更加小心翼翼。令人欣慰的是，工会组织似乎已准备好就回到工作岗位进行谈判。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年轻人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现在该由成年人控制局面了。
然而，25日早晨，戴高乐的情绪却变得更坏。用一位部长的话来说，他是“精疲力尽，腰弯背驼，老态龙钟。”他不停地说“一团糟”。另一位部长说他看到的是一位“对未来没有‘感觉’的老人。”将军让人叫来他的儿子菲利浦，菲利蒲发现父亲“疲惫不堪”的样子，并注意到他严重缺少睡眠。他建议父亲前往大西洋港口布雷斯特住一段时间，1940年戴高乐曾在那里暂住过。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不会放弃巴黎。
从5月25日至28日，将军一直心情忧郁。蓬皮杜与工会的谈判成了一出闹剧。他不折不扣地全盘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大幅度提高工资与社会福利，提高比例为最低工资的35%。唯一的障碍便是双方在协议上签过字后，法国总工会仍然坚持要经他们的会员通过才能生效。总工会领导人塞居伊迅即赶到巴黎市郊的比朗谷，那里正有1.2万名雷诺工厂的工人在罢工。当他们看到协议后，断然拒绝，将塞居伊弄得十分尴尬。“格来纳尔协议”就这样流产了。
5月27日下午3点，也就在雷诺工人拒绝“格来纳尔协议”之后不久，召开了部长会议。将军虽然主持会议，但他心神不定。他盯着部长们却视而不见，他将双臂平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耸着双肩，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毫不相干”。会议就公决一事进行了讨论，而将军显然只听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