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
1968年是将军的滑铁卢之年。它虽不像1815年拿破仑那样败在外国人手里，但的确是一次失败。法国青年胸中怒火的喷发，导致5月的一连串事件，从根本上破坏了将军在国内的地位，而8月初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毫无人性的入侵彻底粉碎了他的法国在两个大国集团的争斗中通过保持中立实现其独立的梦想。
然而与拿破仑不同的是，尽管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将军仍是自由的，可以为明天而奋斗。在1966年及1967年，对于将军来说生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只有出国访问还能给他带来一点刺激。他在爱丽舍宫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减为最多不超过6小时。此外，将军的视力严重下降。一次录制电视讲话时，将军看错了摄像机，节目不得不重作。他的眼镜片越来越厚，眼镜戴起来很困难，这些都增大了他外出旅行的风险。有一次，将军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做完关于自由魁北克的演讲后，因要面对外面的群众，他摘下眼镜，结果在下楼梯时一脚踩空，差一点摔倒在地。从1966年中期开始，他也厌倦了“深入群众，”很少再到法国各省视察。其原因是他如果不戴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他对形象又总是十分敏感，不愿在大鼻子上戴一副仿角质镜架的眼镜走到人群中去，那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将军根本不会这么做。
无论是1968年初的东方地平线上，还是在巴黎早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看不到将军失败的一丝征兆。当然由于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经济上出现一些躁动不安。高等教育也存在着问题。由于10年内在校学生人数成倍地增长，大专院校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女学生问题及官方的学生宿舍隔离政策都有待解决。如果说国外学生抗议“有一种新的精神”，那么它不过是青年们习惯地发发牢骚而已。这一代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很陌生，但却受到越战所引发的愤世嫉俗思潮的冲击。《世界报》3月15日评论道：“法国已经厌倦了。”但是如果一切仅是这样，那么也就没有什么让人感到不安的了。因此，1966年与1967年的疯狂旅行之后，将军的生活节奏开始变得相对轻松起来，一周5天在爱丽舍宫工作，周末回到科隆贝。可这一切都没有长久，事实上，这种生活由于“五月地震”而很快化为乌有。
早在2月份，初期的震感已经出现。事情首先发生在南特尔大学。它位于巴黎西郊一个最荒凉的地方。这所学校建于50年代，预制混凝土板盖成的几栋高层建筑，毫无特色。里面是枯燥的学生宿舍和教室。这里的环境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足以使年轻、有理想的青年感到失望的地方。1968年，它成了戴高乐主义文化所憎恶的形形色色法国青年的乐园。摇滚乐、汉堡包及由口服避孕药带来的性革命，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2月中旬，青年与体育部长弗朗索瓦兹·米索夫来到南特尔为一个室内游泳池竣工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被一名叫丹尼尔·科恩·班迪特的红头发德国学生粗暴地打断。他要求结束男女学生们宿舍隔离，他的朋友狂呼乱叫着。米索尔避开这一问题，继续谈新建的游泳池以免引发一场争论。然而科恩·班迪特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轻易罢手。3月22日，他们不仅闯入女生宿舍—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女学生的鼓励——，而且还烧了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切太过分了。学校当局叫来了警察，迅速逮捕了部分学生，认为如此一来便可以平息整个事件。然而学生们并没有罢休，反而以更强烈的方式表示抗议，他们在科恩·班迪特的带领下占领了整个学校并静坐示威。接下来双方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谈判，最后学生们同意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是要让最高机构知道他们的不满。
1968年4月3日将军在部长会议上充分听取了此事的报告。他说学生同居是绝对不准许的。即使将军本人有接受此建议的倾向，戴高乐夫人也不会同意。但是将军决定对大学入学程序进行改革，取消了只要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任何人都可以自动升入大学的权利，制订了择优录取的入学办法。显然这一举措对将军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南特尔的学生现在对两点不满：第一，没有人重视他们的要求；第二，政府实施的新措施表明对他们的不友好态度。
整个4月份，南特尔充满了无政府主义气氛。到5月1日，形势已发展得非常严峻，将军不得不命令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采取措施，彻底结束整个南特尔事件。次日，学校被关闭。殊不知这又是一个战术错误。学生们又一次在科恩·班迪特的领导下撤出南特尔步行12英里来到巴黎，占领了巴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