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对戴高乐本人的影响十分微妙。尽管医生保证手术没有任何危险，但他自己已预感到死神的逼近。这从他给蓬皮杜的信中即可看出。同样，“过去年代的失败”也一下子跃入眼帘。然而，蓬皮杜在他暂时离任期间的表现却激怒了他，使他决心采取强硬的措施予以报复。结果，将军在4月27日出院时，虽然名义上几乎承认蓬皮杜为他的继承人，但其实是徒有其表。他让蓬皮杜多走动，在法国国内和国外巡访，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同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一切都未确定；总理由国家元首任命，每个人都必须记住这一点。蓬皮杜被搞得晕头转向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将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这正是将军想要见到的局面。
戴高乐现在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他眼看75岁了，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并且活了下来，但视力却越来越差了。他为使法国的地位得到国际承认而发起的运动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至1964年5月底，他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并视察梅斯和特里尔，6月中旬，又视察了法国北部，7月2日赴波恩进行正式访问；9月20日，出访拉美10国。
将军于秋季对拉美国家的访问，像春季墨西哥之行一样，似乎又是一次对美国的蓄意挑衅。在肯尼迪的葬礼上，戴高乐与美国新任总统在外交方面就曾闹过僵局。戴高乐拒绝拜访约翰逊总统，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接到正式邀请。爱丽舍宫与华盛顿方面都没有忘记此事，而戴高乐的拉美之行显然是在揭一块让人很不愉快的疮疤。《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戴高乐主义对第三世界实行的政策惹恼了盟国，法国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戴高乐总统在半年内第二次访问拉美，却拒绝访问华盛顿，这会使法美关系继续恶化。”
拉丁美洲对北部强大邻帮美国一直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戴高乐深知这是拉美政治中一个经久不变的因素，于是他竭力强调法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法国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有史以来在文化上的联系，并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敌对态度。通过这些活动，将军知道他在拉美各国一定会受到疯狂热烈的欢迎。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当拉美各国气氛热烈、群情高涨时，华盛顿却忧心忡忡，怒气冲冲。
尽管将军用西班牙语发表的演讲措辞令人不舒服，实际上法国在帮助拉美国家的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即使它想要有所作为也办不到。接待戴高乐的各东道国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这仍旧能够激起美国人的愤怒。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把南美与中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当然不希望任何不受欢迎的人在那里煽风点火。戴高乐返回法国时，巴黎报界笔调低沉地写道：“戴高乐刚刚在受到保护的私人狩猎场偷猎。”
将军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似乎视来自美国的批评为兴奋剂。他对马尔罗说：“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国际对手，那就是丁丁。我们都是不愿被高大的人骑在头上的矮人。只是因为我的身高，人们才没有发现我们的相似之处。”
1964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科隆贝与家人一起度过了他的74岁生日。这次生日同从前一样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只是由儿孙们举办了一个家庭庆祝会。然而，就在当天，将军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并在庆祝这座城市解放20周年的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与公务相比，家庭生活永远只能排在第二位。他的时间不多了。
又一场国内政治风暴开始向他袭来。1965年12月法国将举行第一次以公民普选方式选举总统。将军必须决定是否参加这场战斗。毫无疑问，将会发生一场战争。自矿工罢工以来，反对党便情绪高涨地组织起队伍。当年7月底的民意测验表明戴高乐的支持率为50%，社会党和中间派候选人为29%，共产党候选人为11%。对戴高乐来说，虽没有压倒多数的支持率，但获胜的希望仍很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戴高乐将军的理想—置身于拳脚相见的激烈的总统竞选活动之外—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做出是否参选的决定绝非易事。伊冯娜十分赞成他退休回到科隆贝。据说她向将军的顾问公开表示过她的观点，尽管这种事情少见得很。另外，将军的视力非常糟糕。有人认为他害怕成为另一个老态龙钟的贝当。然而不管怎样，必须做出决定。6月29日，戴高乐把他的嫡系召集到爱丽舍宫。他们是：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德勃雷及蓬皮杜。四人轮流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蓬皮杜言辞审慎，戴高乐后来回忆说他主张退休。马尔罗赞成伊冯娜的观点，继续连任7年将会损坏将军已树立起来的美好形象，不如激流勇退。帕莱夫斯基不赞成退休，他对将军的健康状况及过人的才智大加吹捧。德勃雷的热情最高。他指出，将军不该受到竞选日程的限制，而应继续引导法国，直到他自己认为该退休的时候为止。将军意识到，他们每个人的主张都影射出个人的利益。会议结束时，他只说将记住大家所说的话，并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