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听得足够多时，便宣布其决定。他后来写道：
听过政府的意见后，由我来决定必须遵循的大方针，事情确实如此。”这句话本身准确地总结了部长会议的整个过程。但是，他似乎觉察到人们会对此提出批评，于是自我辩解地接着写道，一个人当部长完全出于自愿。他如果不想当完全可以悉听尊便。
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来说是公正的，但是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部长们都应该不容置疑地坚决捍卫政府的决定。没有集体的讨论，却把集体负责制强加在众人头上，这是不公平的。军人出身的戴高乐能适应这种政府管理方法，但是他也该记得在他还是一个服役士兵时，便善于寻找各种途径表达与上级的不同意见。然而，此时他却要求他的下级—他认为部长们都是他的下级—不折不扣地服从、效忠于他。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点不合。
但是，法国人民和戴高乐的部长们毕竟不同。戴高乐意识到需要与对他至关重要的他的支持者们进行直接的交流，而且事实上他是从支持者那里汲取力量。在他执政初期的1958年和1959年，他重演1944年和1945年的故伎，与支持者们的主要交流方法依旧是通过在法国巡游，以他惯用的“深入群众”的方式以及在所到城镇政府大厦的阳台上发表演讲。
随着电视的普及，不仅家中，连咖啡馆、酒吧都安上了电视，戴高乐便发明了利用电视转播记者招待会的办法。电视也就自然成了他雄辩才能的宣传工具。当然他打破了一切传统观念。他不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当他想表达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时便会把头向后仰；他还常把手臂向前伸，像打旗语一样挥舞着手臂，时而用力耸一下肩膀。他像一个身躯庞大的校长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训话，而并不想将他们引为知己。他的威慑力通过荧屏进入观众的视野，磁铁般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人们几乎从不关心他讲些什么，只是为他的演讲魅力所陶醉。在电视刚刚兴起的年代里，戴高乐作为一个政治明星，其知名度及影响远远超过肯尼迪，至于麦克米伦更不在话下。
这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与精心安排。将军每年召开两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他很快便不再即兴回答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而是确保事先将问题安排好，然后他只按准备好的讲稿回答那些他愿意回答的问题。他的讲台布置在爱丽舍宫大厅的一侧，讲台后面悬挂一幅长长的红色天鹅绒慢帐。将军在预定的时间准时出场。部长们在他的右边坐成一排，左边是级别低一些的部长，个个身着盛装，犹如教堂里唱诗班的男童声歌手一样。讲台面对着1000名新闻记者，其中安插了一些可靠的支持者。记者们在大吊灯和镁光灯光的照射下，满头大汗，内衣都湿透了。一位记者鄙夷地回忆说，只有当一切都准备就绪，而且观众们都拭目以待时，将军才大步登场。
他的表演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十分精湛。他会讲上一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讲稿往往事先精心准备，谙熟于心，就像他小时候不会毫无准备地参加教会学校的一堂辩论课一样。他不用卡片作提示，不只因为这会有损他的形象，而事实是因为他看东西必须戴眼镜，他又太虚荣而不肯戴着眼镜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他却几乎从不出错。当然他总是在事后询问其助手是否表演得很成功。其实他的询问是多此一举。部分是因为他永远得不到一个最真实的回答，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完全自信于自己无可挑剔的雄辩才能。他时常说自己通过无线电波同德国人作战，而他击败法国的政客则是通过电视。一位名叫亨利·蒂索的演员不仅长相酷似戴高乐，而且能够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地模仿他的声音与手势。有一次，他竟然信心十足地开了这个喜剧演员的玩笑。他在登台之前，有点自嘲地嘀咕道：“我必须同这个民族的鹦鹉一较高低。”
如果说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而且事实证明确实这样，那么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形势的发展对将军非常有利。他后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便不如往日那么打动人心了。但是在1963年初，他似乎不会犯任何错误。然而即使在那时，就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期，政治潮流已开始对将军不利。在这之前，他的成功在于他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代表着自豪、团结、稳定的法国，他就是法国。甚至他所使用的诸如‘集合’、‘辉煌’、‘独立’、‘秩序’一类的词也表达了一种民族凝聚力的内涵，任何反对这些观念的人则被视为“派系的、分裂的、庸俗的、堕落的”。这种策略确实起作用。反对戴高乐的人必须同无处不在的戴高乐，即法国化身所代表的各种观念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