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将军通过改革宪法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长期一致的看法，成功地削弱了他的政治反对派。议会里的辩论不再起任何作用，因而社会争端不再能够在议会中进行辩论。既然辩论已无足轻重，议会的功能受到削弱，议会的作用日渐轻微。它已不再是政治安全阀。如果政治进程不再有安全阀，那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走上街头。当反对将军的人走上街头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周围有许多同情他们的群众。先是矿工们在1963年3月举行示威游行，接着是电业工人、铁路工人、清洁工人、甚至政府职员在法国政治进程中再次显示威力，只是这次采取了一种议会外的暴力方式。
人们在多年后才意识到这一势头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当时没有引起评论家的重视。至于戴高乐本人是否真正清楚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他确信他引导法国走上了政治、经济永久稳定的道路。实际上，他过去在许多场合经常提到第五共和国也许会遭遇危险这一主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已不再具有说服力，而且连他自己也坚信只要法国由他掌舵，就不会有危险。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这种观点极其脆弱。然而在当时，一切照常进行。
捉弄山姆大叔
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生活了4年，周围是那些不愿讲真话的部长和官员们。毫不奇怪，他无法理解刚刚爆发的矿工罢工，无法理解潜在的社会不满的实质。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同胞们再次变得烦躁、厌倦，因此他全然不顾这一切，继续他的国际外交活动。
1964年，法国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中国。《世界报》报道：“这真是一举两得。华盛顿无法掩饰其愤怒，法国左派无法掩盖自己的尴尬。”看来将军依旧我行我素。他于3月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他一再呼吁进一步密切法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这分明是蓄意触怒美国人。4月16日，他在法国发表广播与电视讲话，讲话名义上总结总统任职以来4年半的工作，实质上强调法国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所发挥的国际作用与抨击“两个霸权主义国家。”6月6日，他拒绝出席在诺曼底与登陆20周年庆典。
当然，所有这些举动的理由一目了然，那便是他从不隐瞒、持久不变、始终如一的雄心：光大他心目中的法国的伟大。然而，既然理由如此明确，那么他就不必采取如此生硬、唐突的手段。出奇制胜，夺取头条新闻，这当然是战役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这样，将军在此期间所发动的一连串攻击也似乎表明他对美国所持有的一贯敌意，如今又因为他对约翰逊总统的个人偏见而变本加厉。的确，在访问墨西哥期间，前列腺增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大批医务人员不得不随团照顾他。但是到6月份，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他拒绝参加诺曼底庆典不由得使一些人对1945年6月欧洲胜利日游行时他对斯皮尔斯夫人的救护小分队采取的报复态度，记忆犹新。这回似乎轮到美国了。
从墨西哥回来，医生们告诉他必须动手术去掉前列腺，手术再也不能拖延。1964年4月16日，他刚刚结束讲话便被送往科琴医院，准备接受次日清晨8点将要进行的手术。那时，他已经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了爱丽舍宫的秘书长罗乔埃，上面写着：“在我死后打开。若是如我所料，一切进展顺利，请于后天将它还给我。”另一份是准备在手术成功后发表的声明。
除他的家人及最亲近的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及蓬皮杜总理外，手术的消息对所有人都保密。就连一旦手术失败，将接替戴高乐国家元首职位的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都不知此事。其他人都是在将军手术成功后才知此事的。
戴高乐在手术后发表的声明与1962年8月他在帕蒂·克拉马受到袭击时发表的声明具有同样戏剧性的效果。突然之间将军差点去世，这想法至今仍显得荒唐。在这种场合，当然难免要提到继任的问题。在短短24小时内，蓬皮杜尝到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滋味。在宪法准许、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他被明确授权主持部长会议，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下令使用法国核打击力量。手术宣布成功之后，戴高乐的身体在逐渐恢复。蓬皮杜仍在其后几天内保持着相应的荣誉。蓬皮杜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在4月24日的议会辩论中，他阐述了对总理这一职务的认识：“如果我与总统意见不一致，那么我将不会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是我认为不在公众面前表露与总统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是一名总理最基本的义务。”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认为总理的作用仅在于执行将军的指示。而如今看来，王储也有自己的思想，他已经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