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将军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举行会谈，透露出目前困扰自己的一些难题以及他的终极目的。首相是为筹备总统对英国的预定官方访问的事宜来到巴黎的。
1960年4月，将军由麦克米伦精心安排出访英国，并以此拉开了他出访活动的序幕。在英国人们对将军在战时的表现还记忆犹新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拜见了女王陛下的母亲并在白金汉宫和伦敦市长官邸与其共进晚餐。将军还看望了二战英雄温斯顿·丘吉尔，并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起这次演讲评价道，不仅演说本身激动人心，演讲方式也是无与伦比的。另外，上下两院的成员鱼贯而入后，不仅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座位上已放着一份将军的演讲稿，而且更使他们震惊的是将军对全部演说内容都烂熟于心。整个演讲中，他既没低头看一眼讲稿，也没发生一处错误，演讲完毕后，这个“高傲又有些神秘的人物”走下台阶，昂首阔步地沿红地毯走出大门。
在美国与加拿大的情形也很相似。一位随法国车队采访的记者写道：“我看到戴高乐将军使美国人相形见绌。艾森豪威尔尽管有他的魅力……但是站在将军旁边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华盛顿与葛底斯堡，我感受到了将军的威力。”当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国会成员起立欢呼，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在纽约，欢迎仪式更为狂热。据《法兰西晚报》报道，
洒向共和国总统的五彩纸屑绵延800公里，”文章紧接着不无鄙夷地写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迎接赫鲁晓夫先生的五彩纸屑仅400公里。”
然而，无论将军在各种场合表现得如何出色，毕竟岁月不饶人。到1960年11月，他已年过七旬垂垂老矣。但在他看来，他还没有真正采取为实现他的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但至少他可以先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尽管形势严峻而且风险很大。在解决这一危机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他同曾经扶持他上台的利益集团的联盟发生决裂。而他也十分清楚只有在类似的国家紧急关头，这些利益集团才能够重新联合起来。12月31日，他向法国人民致新年贺词。在向他们表达了节日祝贺与良好祝愿后，他恳请法国人民在就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他清楚地知道，1961年等待他的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艰难险阻。但是他肯定也希望这一年会为他所精心考虑的法国的几个选择提供答案，而且他也一定希望如果一切进展顺利，1962年将解决其他剩余的问题。
1961年1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华盛顿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新上任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把新的集体带进白宫。这个集体试图做出新的努力来理解将军国际政策的方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与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一段时间前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将军为什么一方面强烈地反对赫鲁晓夫，另一方面却在北约指挥机构问题上采取排斥态度？他为什么一方面坚实地发展昂贵而效果并不显著的核力量，另一方面却试图对美国人如何使用其战略威慑力量施加影响？这是令美国新任领导人不能理解的。
1962年4月8日关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埃维昂方案的全民公决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意义重大。阿尔及利亚问题实际上在此时已得到解决，将军得以空出手脚对国际政治这一坚固堡垒发动集中而猛烈的进攻，其中包括防卫最强的北约。而在过去的四年中，将军力量有限，只能在暗中施放冷箭。此时，法国正开始加强其核打击力量。西德人已同意于年初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并已说服共同体其他四个成员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及意大利。世界开始变得更加美好。将军的心情又变得轻松愉快，看上去他更显得健康矍铄。也有人说他变得更加傲慢，更加固执己见，坚信自己一贯正确。
没多久戴高乐便专断跋扈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因德勃雷反对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乔治·蓬皮杜为总理。蓬皮杜从未担任过由选举产生的职务。过去的7年里，他只是一个银行家。但是在那些年代里他曾是戴高乐身边主要的顾问之一。事实上，他亲自参与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会的创建及运行，并在《战争回忆录》出版期间担任戴高乐的文稿代理人。
显然，蓬皮杜和顾夫·德莫维尔被安置在那里，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主子的意愿。将军目前正寻求实现他的第三个外交政策选择，即一个法国控制下的欧洲。富歇计划破产了。俄国要想同法国建立一种可以想象的、合乎理性的联盟现在还不是时候。英国接受不了北大西洋的领导机构。至于欧洲的去向，将取决于新生的法国与重新崛起的德国之间的完美结合，查理曼帝国将重现欧洲。完成这项伟业的时间将在1962年7月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对法国的国事访问；地点当然在兰斯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