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演讲再次奏效。军队中的军官和普通士兵都聆听了将军向他们所有人发出的呼吁。将军们发现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最终在4月27日，夏尔自行隐退。几天后，泽勒也步其后尘。萨朗和儒奥则悄悄溜出了阿尔及尔。军事政变失败了。法国如释重负，人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埃维昂谈判开始于5月20日。整个进程单调乏味。民族解放阵线很清楚自己在谈判中所处的有利地位，而若克斯统领的法国代表团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弱点。讨论冗长乏味，而且不时为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暴力事件和秘密武装组织在法国所制造的暴力行动所打断。9月里又有人企图刺杀戴高乐。这一次是在去科隆贝的路上，距巴黎100英里处。秘密武装组织在将军汽车必经的一段道路上撒满了汽油和炸药，并在汽车开近的时候点燃了汽油。亏得戴高乐的司机勇敢机智，车技娴熟。而炸药也没能被引爆。
显然，如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将军在1962年的新年献辞中对它加以阐明：无论如何，他决心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3月18日，双方在埃维昂达成协议，次日开始停火。
正如所料，法国军队和后勤服务机构从阿尔及利亚的撤出充满艰险。尽管秘密武装作为一个有效的组织那时已经垮台，但单独的小分队仍可制造不少麻烦。同时有大批当地白人从阿尔及利亚涌向法国本土。仅1962年5月便有30万人离开了北非的家园。
到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公决以正式批准埃维昂协议的时候，留在那里的白人只有10万了。尽管其维持“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主要运动遭到失败，秘密武装组织仍四处寻机报复。而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仍然是将军。多起谋杀企图都被粉碎，保安人员的工作相当出色。然而有一次暗杀，差一点使将军命归黄泉。
秘密武装组织有极完善的组织。在让—玛丽巴斯蒂安—蒂里上校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支突击队，追踪将军的行踪已经有一段时间。1962年5月22日，将军的女婿布瓦西厄代替将军的副官由科隆贝前往巴黎参加每周五举行的部长会议。将军和妻子一道飞往维拉库布雷的机场。来接他们的轿车取道克拉马尔驶往巴黎。
回来的路上，布瓦西厄仍坐在将军的司机弗朗西斯·马拉夫的旁边。他们在晚上7点30分离去。直至那一刻他们才确定返回维拉库布雷的路线。然而不知是何原因，刺客们仍弄到了将军的信息，跟踪将军的护卫车辆穿过塞纳河驶出巴黎。他们一共有12个人，驾4辆车，携带着自动武器。
晚8时零8分，将军的汽车和它的一辆护卫车到达克拉马尔。当巴斯蒂安—蒂里开火时，这两辆车正驶向伯蒂特和克拉马尔的交叉路口。马拉夫加大油门全速前进。但就在将军他们自以为已经逃脱追杀的时候，布瓦西厄发现在他们的前方又有两辆汽车。这是第二批刺客。布瓦西厄高喊让他的岳父趴下。将军则拉着他的妻子一起伏倒。
刹那间，子弹向他们的汽车扑来。大约有14枚子弹直接击中车身。一枚子弹穿过后窗擦着将军低下的头飞过。汽车的两个轮子被击中，变速箱遭到严重毁损。庆幸的是，马拉夫在无法换挡的情况下，在微明的曙色中设法甩掉了他后面的追杀者，抵达维拉库布雷的机场。尽管这一路困难重重，但总归没有伤亡。将军和妻子被埋在碎玻璃中，但仅仅是受到了惊吓而已，并没有受伤。
这一次九死一生全凭运气。表面上将军对整个事件不屑一顾。他在当晚打电话给蓬皮杜时说：“他们的枪法差得像猪。”第二天他在新闻界面前表现出一副毫发无伤的样子，而且情绪非常之乐观。
可实际上，这次刺杀不仅震撼了他，也震撼了每一个人。太多的刺杀与杀戮是法国和将军本人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他已解决了这一难题。
新的议程
到1960年中期，戴高乐的反对派人数日益增多，而且至少开始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向戴高乐发起攻势。当然，如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支持戴高乐的，但是这种支持极为有限。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戴高乐的政府逐渐滑向专制；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将军本人正在破坏他自己所制定的宪法。例如，1960年3月，将军无视一项由有效数量议员具名的动议，拒绝召开议会讨论农产品价格问题。5月，他通过一种简单但有违宪嫌疑的手段使他的一项议案和所有修正案在议会获得全体通过以使法属“共同体”内的非洲成员国尽快获得独立。这一举动导致强烈的反对。自1958年5月以来，这是戴高乐首次遭到新闻界的非议，而此后新闻界对他的评价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