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18日《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记者汉斯凯普斯基对玛素的采访。据报道，玛素说军队不再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促其重新上台也许是个错误，他还说，他和大多数握有指挥权的军官“将不会无条件地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
玛素立刻被召回巴黎，国防部长皮埃尔·居劳马遵照戴高乐的命令狠狠地训斥了他。但别有意味的是，戴高乐本人并没有亲自出马，因为军队里的效忠传统对这种事分外看重。此后玛素被调往梅斯任警备司令，不准许他再出现在阿尔及尔。尽管将军的同僚们，从总理德勃雷到夏尔和佩卢夫里埃都试图使他明白玛素被解职将在阿尔及尔引起杀戮和流血，但戴高乐却不予理会。一个军人已违反了他军人职业的首要规则，即对政府的绝对效忠。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在如此紧张的事态下将军仍准备恪守这一基本原则，其意义不凡。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法国人将在阿尔及利亚开始自相残杀。但他坚信如果允许武装力量左右政治决策，事情会更糟，法国的地位将可能下降到与拉丁美洲的一个弱小的共和国相仿。将军不会允许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使他的整个生涯和全部主张付之东流，很明显，将军的眼光要远大得多。
一个星期以后，在被称为“街垒周”的星期里，法国人真的开始自相残杀了。由咖啡馆业主奥替兹领导的法兰西民族阵线掘起街上的铺路石筑起街垒。1958年5月的学生领袖拉盖拉德，集聚起另一个团体，为着与法兰西民族阵线相同的目的，占领了大学的主建筑。宪兵队试图干预他们的行动。当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形走向奥替兹的阵地时，法兰西民族阵线的人以来福枪和机枪向宪兵们开火。一幕大屠杀的惨剧发生了。宪兵们不仅被无情地击倒在地，而且当受伤的人试图爬到附近楼房里的隐蔽处时，仍被残酷地射杀了。伞兵部队姗姗来迟，传言是有意如此，结果宪兵中14人阵亡，123人受伤。
戴高乐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显得疲惫而又镇定。他的意思只有一个：暴乱者们必须放下他们的武器。但没有来自街垒的答复。不仅如此，对付奥替兹和他的叛乱同道们的伞兵部队竟开始与暴乱分子们友好相待。戴高乐的广播讲话似乎软弱无力。暴乱分子们全都以为事情会很快得到解决，戴高乐必须将屈服于阿尔及利亚与法兰西合并的模式。在他们看来，
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胜利。
危机持续了整整一周时间。阿尔及利亚各部队的长官们举棋难定。他们拒绝使用对付街垒唯一有效的武器——坦克。他们差点加入奥替兹和暴乱者们的行列。德鲁夫希埃和夏尔面对危境，无能为力。1月28日德鲁夫希埃抛下了他的妻子、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及拟在他离开后发表的一份歇斯底里的广播讲话稿，同夏尔一起逃离阿尔及尔，以免被暴乱分子绑架。局势处在全面崩溃之中。
1月29日晚8时戴高乐再次出现在荧屏上。这次，他似乎意识到他自己的产物第五共和国正处于瓦解的边缘，而他所要做的这次讲话，将是他整个漫长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他的神情并不太好，憔悴不堪，似乎一直没有休息过。但他特地穿上他的准将制服，讲话的时候，他语音坚定，并常举起一个手指或一只紧握的拳头来强调每一处要点。讲话者不仅仅是国家首脑，而且是戴高乐将军。他拒绝对他9月份的决定做任何改动：
阿尔及利亚人将有权自由选择他们的命运。’他以最有分寸的语调命令军队无论如何都不得与暴乱同流，并要重建法律与制度。
最后，他以柔和的语调对法兰西讲道：“我亲爱而古老的国家，我们再次相聚于此去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能对那些梦想篡权者有任何妥协。否则，法国将成为“漂浮在命运之海上的一件悲惨而破损的玩物”。
戴高乐慷慨陈词，直抒胸臆的这次讲话在法国民众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几分钟内，爱丽舍宫收到成百上千的表示支持的信息，在一刻钟内，阿尔及利亚军队中有40个单位宣誓效忠。而且似乎是为强化将军讲话的威力，阿尔及尔的暴乱者们不得不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收听这次广播。正如戴高乐自己所写，这场雷雨是具有“象征性的”。坐在将军身旁的贝尔纳·特里科特当时就想：“我们赢了。”
2月1日时，奥替兹逃离阿尔及尔拉盖拉德已经投降。暂时一切都结束了，但留下了不少政治后果。德勃雷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戴高乐拒绝接受。苏斯戴尔的政治生命完结了。戴高乐已不再信任他，而且自从他在1958年5月公开宣称支持“法属阿尔及尔”，戴高乐便一直想与其断绝往来。“街垒周”不仅在阿尔及利亚，而且也在巴黎造成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