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并不属于法国人
阿尔及利亚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其间危险重重，它有政治家们最为畏惧的一切特征：没有一个明显的大家都能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被煽动起来的多种情绪十分激烈；暴力行为已司空见惯，各派都顽固不化，不愿妥协，以至于没有求同斡旋的余地。但这却又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大量耗费法国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更是对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能否存在下去的一次严峻考验。阿尔及利亚曾经是第五共和国诞生的助产士，但也同样容易成为它的挖墓人。将军当然更情愿做其他的事情，但阿尔及利亚问题是当务之急，必须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除非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法国任何宏伟规划的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表明，戴高乐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中得以解脱，这为他获得广泛的政治声誉。从1959年到1962年的四个年头里，他行事时而强硬果决，时而计策多端，他的对手无法同他匹敌。他很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见风使舵。没有哪个政治家能比戴高乐更快地意识到他所遭遇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所必须面对的障碍层出不穷。而为解决这一难题，他呕心沥血，处心积虑，身体日渐消瘦，脾气愈加暴躁，动辄大发雷霆。1958年6月间使将军得以轻松自在的那种信心，到下一年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他的提议在1958年10月被民族解放阵线拒绝后，他首先采取步骤，便是下命令变动阿尔及利亚的人事安排。换言之，他和埃利对他们认为“不可靠”的阿尔及利亚军队里的军官加以清除。萨朗被调往巴黎担任军事长官，这样他便被看管起来。儒奥提前退役。只有玛素被允许继续留在阿尔及尔，但前提是他必须停止公安委员会的胡闹，而这正中他的下怀。另有1500名下级军官悄然退役或被调往他处。
先前属于萨朗的工作现在被一分为二。民政方面的事务被交托给一个已崭露头角的年轻文官德鲁夫希埃。他与德勃雷私交甚好。军队的指挥权被交托给一位年迈的抵抗运动的老兵，空军将军莫里斯·夏尔。
德鲁夫希埃和夏尔于1958年12月19日在阿尔及尔就任。刚刚任命了夏尔为总司令，戴高乐便期望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而使法军牢牢地控制住战场上的主动权。而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如此。1959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夏尔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发动了一场非常残酷但也极具成效的战役。法军出动的地面和空中力量势不可挡。心理战在战斗中愈加完善。100多万穆斯林被从家中迁往“再组”营即集中营的代名词。游击队被法军不分黑夜白昼地赶入山区，而他们的村庄遭到轰炸，家人遭到逮捕，备受折磨。
这次行动是骇人听闻的，其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上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阿尔及利亚人的部队拒绝投降。而且，随着恐怖残忍的行为被渐次曝光，引起国际社会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愈加关注。而成立于1958年9月，当时在突尼斯流亡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立刻便对这种关注加以利用。
将军在1959年8月底视察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兵营。此后，他给自己放了假。这是自1958年5月他上台以来的第一个假日，然而却不同往常。他研究了新近任命的阿尔及利亚特别顾问贝尔纳·特里科特提交的备忘录，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当他漫步于科隆贝的花园周围，他得出了两点结论。首先，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都太过沉重，以至最终会拖垮法国；其次，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便是给阿尔及利亚人以独立。
9月16日，将军在广播和电视中宣布了他深思熟虑后的结论。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只可能有三种出路——与法国完全脱离，留在法国统一体内，或与法国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应该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来决定该走哪一条路。“自决”最终被提到日程上来。“法属阿尔及利亚”这句话一直被当地白人视为生活的重心所在，也曾被将军在一年前极不明智地提及，可现在却被人遗忘了。
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对广播讲话所作的反应大相径庭，前者拥护，后者反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对自决的想法表示欢迎，但仅此而已。而当地白人中的极端分子绝望之余，组建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武装，法兰西民族阵线。而军队再也无法明白他们在为何而战。甚至连法国元帅中唯一健在的年迈的阿尔方斯·朱安也对戴高乐的做法给予了温和的批评，但却马上被警告不得多嘴。最后，却是那位直到此时都被认作最坚定的戴高乐派分子玛素把事情彻底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