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白人组成的过激派对此愤怒至极，不能接受。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在从现在起的两个月里，”将军接着讲道：“将按照与在法国相同的条件在阿尔及利亚选举它自己的代表。而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来自穆斯林。”为对他的讲话做进一步地强调，他向萨朗下达了一项命令，其大意为，所有的候选人，不论其宗教与肤色，都必须享有平等竞争的权力。最后，在10月23日，他答应给予已经建立起流亡政府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叛乱者们“勇敢者的和平”。对于任何愿意前往法国进行谈判的阿尔及利亚人叛乱领导人，将军保证他来往通行的安全。
这一做法很大胆，差点奏效。倘若让民族解放阵线的流亡政府来决定，和谈很可能已经开始。可惜战场上那些出生入死的军官们，不会因为将军的一句邀请之辞而轻易放下武器。10月25日，民族解放阵线拒绝了将军的提议。戴高乐为此非常失望。现在将军认识到，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无疑要花费多年的时间。他或许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毕竟他一向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他也许在全民公决结束之后过于自信。或许是他还未注意到在他安静地坐在科隆贝的这些年里所累积的苦难与仇视。也许他的谈判想法只是要试试，即便不成功也不会有大的损失。事实证明，就选举而言，他确实没有损失什么。但是，由于他突然表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一意图太出乎阿尔及尔的法国人意料，由此而产生的裂痕却是他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在短期内创造奇迹，他犯了一个长远性的错误。他本可以，也本该静候自己的选举，静候时间的推移，而不要急于求成。
但在短期内，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对他造成任何妨害。选举中，左派在各方面被彻底击溃。138名共产党前议员只有10人再度当选，88名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44人再次当选，58名激进派前议员中有23人再度当选。一些知名人士落选了，像孟戴斯·弗朗斯，密特朗，莫克皮诺，杜克洛和特罗盖尔，而新共和联盟反而获得196个席位，亲戴高乐派独立候选人占据了132个席位。
总统选举将为第五共和国这座大厦安装最后一块砖瓦。人们对于谁将当选都一目了然，但必要的过场还得走。大选日期定在12月21日。戴高乐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赢得了选举团78.5％的选票，而年龄已大且可以信赖的共产党人马汉获得了13.1％的选票，而代表“民主左派”的阿尔贝夏托莱获得8.4％选票。
然而，在戴高乐当选总统后，不管将举行怎样的庆祝活动，对法国选民而言，等待他们的将是让人震惊的消息。新任总统在12月28日向全国做广播和电视讲话。至少可以说，其内容令人很不愉快。税收将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将被削减，农业补贴将被减少，与共同市场其他国家的贸易配额将从实质上予以解除，法郎将贬值—而戴高乐让比内去宣布法郎的贬值率为17.5%—给一战老兵的养老金，也将有一部分暂停发放。
在任何一个民主体系中都很难见到这样一场人们为之奋斗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选举是建立在这样一份让人不可思议的计划之上的。新组成的政府并不认为采取这种迅疾而难料的行动是形势的需要。吕飞和他的人马几个月来一直为制定该方案而努力工作，并同时得到马提农戴高乐手下人员的知识和合作，以及里沃利街财政部经济学家们的帮助。不论是否正确，他们都相信法国经济需要休克疗法使其得以面对新的共同市场。显然大选前向选民隐瞒这些情况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实施该方案的正式决定是在12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然而没有人被蒙混过去。摩勒当然是不会上当的，他与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们当场辞职。经过一番说服，他们勉强答应继续留任至总统宣誓就职日。
1959年1月8日，夏尔·戴高乐将军就任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在法国总统的传统寓所爱丽舍宫与科蒂共进午餐，尔后他们一起驱车沿香榭丽舍大街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礼节上要求新任总统应陪同前任总统走到后者的车前。仪式结束时，戴高乐总统却转向人群中的一群老兵。当他转过身来时便扭头对科蒂说：“再见，科蒂先生。”然后钻进他的汽车扬长而去。科蒂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戴高乐这一冷酷而有意的行为，是对权力向新秩序转移的确认。
如今第五共和国已站住了脚跟。该选举制度可以确保一个时期内的政治稳定除非有某些人为的动摇。而宪法变革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几乎是随随便便的方式便得以实现。并没有像1789年那样的革命发生，也不像1848年的全面暴力，或者1871年和1940年的战败。也不存在对经济发展的特别的不满。事实上，法国在50年代经历了稳定和均衡增长的10年，尽管远不如西德，但其发展速度仍是联合王国的两倍。虽然在把农民从土地迁往工业城镇的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但总体而言，战后法国经济的发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而且大部分法国人对时局并不是很关心。诚然，常常会出现因恐慌而造成的抢购之风，但这是对任何动荡局势的一般性反应，无论如何是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