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军人，戴高乐功过对半。他在圣西尔的表现并不出类拔萃。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由于损伤，被俘未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战争过渡时期他任参谋，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急于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在战场上非常勇敢，如在迪南桥，在杜奥蒙，在蒙特科尔耐和阿布维尔。总之，没有他战胜不了的生理上的恐惧。
作为战地指挥官，戴高乐并不成功。他性格中日后很有价值的特点在战场上却具有破坏性，如一意孤行，缺少对失败的忍耐力，不能宽宏大量难以接受别人意见，偶尔勃然大怒等。所有这些特点在阿贝维尔都表现出来了。他曾对一名可怜的坦克连连长说，倘若他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就把他枪毙，以至于第四装甲师的军官们对他们的师长大失所望，后来没有一个人追随戴高乐，参加“自由法国”。正如贝当所说的，戴高乐“在军中没有朋友。他冷酷无情”。
如果说指挥作战他并不出色，那么作为参谋和战略家他却卓然不凡。由于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波兰的经验，他先于他的法国同时代人重新发现了运动战，并且大胆坚定地进行他的改革运动，努力组建一支集中的坦克部队。他的思想并不特别前卫，也没有在国外风行。在他之前就有人提出这种理论，并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现代思想的不懈追求，甚至不顾个人的升迁前程，敢于同当时法国高级指挥官的自满与故步自封唱反调。
在他作为军人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提升的戴高乐将军在逆境中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他把一生中前50年的遗产带入了新的自己规定的事业中。这些遗产是：对军事美德，包括纪律、勇气、忠诚和精力的无限推崇。如果这些美德与恶习相伴，如不容争辩，盲从权威，轻视懦弱这样的恶习，那也没有办法了。那正是做军人的代价。不管在今后的生活中他学习扮演什么角色，在将军的性格中，他首先是一名军人。
第三部流亡
奠基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借助当时唯一有效的武器—英国广播公司，向全球发表继续抵抗宣言，这就是著名的“6月18日号召”。
仅4分钟的讲话，戴高乐却为此花了几个小时加以推敲斟酌，许多地方他都左右为难。他可以宣布彻底背叛政府、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但是，这样做会给英国政府带来麻烦，因为他们还没有放弃继续与贝当政府保持联系的希望。或者，他可以只是邀请法国溃退的幸存者来伦敦和他一起组成一个像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那样的组织，在英国的领导下战斗。但是，这样又违背他的意愿——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打不败的法国。此外，他还必须记住他仅仅是个临时准将，没有权力代表任何人讲话。
戴高乐以惊人的速度很快掌握了政治家的手腕。他的号召绕开难题，巧妙折中。开始他简要叙述法国军事领导人组成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为了停战的目的和敌人接触。这样一来雷诺和他的政府就开脱了罪责，而停战的责任落到了贝当和魏刚身上。戴高乐接着讲了法国在军事上的失利，批评了法国将军们对装甲部队和空军的运用错误。然后明确提出两点主张：首先，法兰西帝国支持法国、它可以和英帝国联合起来；其次，法国可以像英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丰富的工业资源。
这两项主张的目的非常明确。其言外之意就是：只有由他或他拥护的人所领导的政府，才会享有帝国和美国的支持。为此，他称自己为“我，戴高乐将军”—因为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并“邀请”而不是“号召”法国武装部队成员到英国来，和他取得联系。
总之，他成功地发出了挑战的吼声，既没有伤害合法政府，也没有冒犯英国客人。
但，听到“号召”的人并不多。在挪威和敦刻尔克幸存下来的法国人，大约有万余人没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新闻媒体主要关注的是同一天丘吉尔的讲话，另外，所有可以利用的录音设备都被用来录制丘吉尔的讲话，而不是戴高乐的。所以“号召”未能录下来。可以想象，将军对此极其不满。
次日，虽然天色阴沉昏暗，却传来了好消息。设在柯曾广场的登记处有几个人去报名，要求投身拯救法国的事业。反响断断续续，名单上没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但这毕竟是个开端。另一个好消息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已安全地跨越海峡来到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