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发了其驻外记者乔治·韦勒几天前在布拉柴维尔对戴高乐将军的一篇专访。“英国害怕法国舰队。”戴高乐对记者说，
英国正在和希特勒做一笔战时交易，维希从中穿针牵线，……实际上，这不过是敌对力量之间优势的彼此交换，英国和德国同意让维希政府存在多久它就可能存在多久。”如果作为一种分析，它还有可称赞之处。倘若作为一种政府姿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丘吉尔最早是从美国寄来的报刊提要中知道这篇文章的，看后他怒气冲天。他写信给艾登说：“戴高乐肯定是疯了，这下总算摆脱他了，我们未来的事业也轻松多了。”他下令马上中止所有与“自由法国”的合作。情报援助中止了，戴高乐也不能再在英国广播公司讲话了，所有关系一律中断。“不准任何人见戴高乐将军……假若他请求见阿·卡多根勋爵，不准阿·卡多根勋爵见他……谁也不能见戴高乐将军的下属。”总之，戴高乐将被完全孤立起来，让他“自食其果”。
开始，戴高乐矢口否认接受过采访。不过损失已经产生了，他只得退一步，声明他的话被误解了。他否认说过英国害怕法国舰队的话，他还威胁说要把记者韦勒从“自由法国”所属非洲驱逐出去，结果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由伦敦的同事们出面帮他打圆场。戴高乐的政治秘书处处长莫里斯·德让去见德斯蒙德·莫顿，解释说戴高乐“没有政治经验，在政治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需要受到教育，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他再也不会发表类似的言论了。”英国方面，艾登尽全力使丘吉尔平静下来。他说：“戴高乐很可能是疯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会得到相应的处置……但是，若是他有悔改的意思，我希望你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治好他的病。”这番话说得十分巧妙，但是丘吉尔气得什么忠告都听不进去。
此时，戴高乐正在回伦敦途中。事实上，他对自己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暗暗感到得意。没有比被人冷落更糟的事了。可能戴高乐感到他被冷落的时间太长了。到伦敦之前，在飞机上，他接到卡森和普莱文写的条子，表示他们的不快。起初他斥责他的副官库莱，怪他未经仔细审查就把文章送出去。后来他只好横下心来厚着脸皮撑下去。
双方的关系还在僵持着。英国人不和他讲话，甚至对他回到伦敦也不做出正式反应。“自由法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们说，将军“犯了规矩”，在伦敦的外国记者中也流传着同样的话。与丘吉尔会晤的问题被搁下了。丘吉尔明确告知：“在没有收到你向我做出的解释之前，我无法确信我们之间的会面是否有意义。”
但戴高乐明白这种局面不能长期持续下去。联系渐渐恢复了。莫顿有意以非正式的方式到卡尔顿花园来看望他。轮到戴高乐做出姿态时，他先对梅特兰·威尔逊和斯皮尔斯一番指责，然后一反常态，故意称赞利泰尔顿和丘吉尔。他又以同样的方式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亲笔信。丘吉尔终于让步了，同意9月12日下午3点在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双方会晤。
会晤从闹剧到狂怒再到闹剧反复经历了几个阶段。戴高乐到来前，丘吉尔向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交代了他设想的会见程序。丘吉尔说，当戴高乐进来时，他只起立，微微鞠躬，但不握手。他不和他讲法语，而要通过翻译谈话。他对科尔维尔说：“你就是那个翻译。”科尔维尔对此极其不快。
戴高乐准时赶到。丘吉尔适时起立，头轻微向前倾，示意他坐在内阁会议桌对面的座位上。戴高乐走过去，坐下，注视着面前丘吉尔，一句话也没有说。“戴高乐将军，我请你今天下午来——”。丘吉尔停下来逼视着科尔维尔。“我的将军”，他翻译道：“今天下午我邀请你来—”。首相打断他说：“我没说‘我的将军’，我也没说我邀请过他。”几句话之后，轮到戴高乐了。他也觉得科尔维尔的翻译不太准确。科尔维尔只翻译了一句话他就插嘴说：“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丘吉尔说他们俩都很清楚，科尔维尔胜任不了，那么最好再找一位可以胜任的翻译来。科尔维尔退下去，打电话找来一位外交部官员，他的法语完美无缺。他们坐在内阁会议室里，一言不发。翻译很快到来，科尔维尔红着脸，不满地说他们肯定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