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战斗重又开始。战舰和岸上的炮兵在4英里长的战线上激战。英国人打出了约400发15英寸炮弹，但徒劳无益。法国人则准确多了，重炮摧毁了“巴尔姆”。
戴高乐接受了现实，达喀尔占领不成了。他想停止行动，但是坎宁安和欧文决定发动最后一击。第三天上午，能见度好一些，战舰在更长的战线上向岸上开火。结果仍然是劳而无功。英国指挥官终于同意了戴高乐的观点。整个行动失败。
面对失败，戴高乐镇定自若。欧文将军写道：“戴高乐有惊人的忍耐力，他勇于面对巨大的失望……我和坎宁安海军中将都十分仰慕这样一位镇静、勇敢，头脑又清醒明晰的人。”丘吉尔在下议院为戴高乐辩解。但是英国新闻界却毫不留情。
戴高乐将军十分消沉。对他来说，达喀尔是从1940年5月的耻辱中爬起来的第一步，结果却又蒙受了奇耻大辱。在他看来，“自由法国”首次上战场就当了傻瓜，而他尤为愚蠢。他又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往前走了，但这次可不是光荣退役到加拿大享天伦之乐，而是在失败中耻辱地退却，使他的骄傲永远地受到创伤。他自己后来写道，当时他情绪极其低沉抑郁，甚至想自杀了之。
可以说达喀尔是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低谷，但它不是，绝不是结局。将军及其部队由英国舰队护卫，于10月8日抵达杜阿拉，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之后的两个月进展迅猛。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欢迎的人群和“自由法国”的旗帜。
最后一次挽救“自由法国”非洲基地的行动是占领加篷。11月初，尽管英国人心存疑虑，德·拉米纳和帕兰特还是带领两支纵队分别从喀麦隆和刚果进入内陆，勒克莱尔则从海上发起进攻。这次行动快捷灵巧，效果显著，仅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维希政府的加篷总督自缢身亡。
如今戴高乐已控制了主要法属非洲领地，事实上早在“解放”加篷之前，他就已采取措施，开始确立其独立政权的地位。在伦敦他只是个小人物，完全在英国保护伞下生存。现在他控制了法兰西帝国的一大片领土，并成了它的代言人。戴高乐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了。
10月27日，他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份宣言，颁布了两项法令和一项“建制公告”，即政府宪章。宣言宣布维希政权完全是“非法违宪的”，戴高乐将承担起指引法国战争努力的“神圣使命”。戴高乐还说：“为了保卫法国，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行使我的权力。我郑重地承诺，将尽快向有可能自由选出的法国人民的代表汇报我的所作所为。”法令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还清楚地阐明，“必要时，在与防务委员会磋商之后”，戴高乐有权作出决定。建制公告使这些措施合法化。
自然，伦敦读了这些宣言之后极其不悦。英国人对维希仍抱有很大希望，甚至还指望其中一些领导人会被吸引回来同德国作战。比如魏刚，近来被任命为北非总代表，总有人想要接近他。10月，贝当派路易·鲁吉耶教授到伦敦秘密洽谈两个政府间的一项“临时协定”。各种讨论都正在进行中，英国人最不愿见到的他们的关系受到戴高乐的暗中破坏。
11月12日，戴高乐回到当时仍遭受严重轰炸的伦敦。
鹰、熊参战
1941年7月，丘吉尔问“自由法国”的法律顾问勒内·卡森：“戴高乐到底是将军，还是政治家？”这个问题问得怪，因为答案一目了然。1941年年中问这个问题表明英国首相及其同事对戴高乐不断扩大的政治野心是多么难以接受。
这些野心没有加密。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情况特殊，得到礼遇是应该的。在伦敦的许多流亡政府都是合法政府，它们离开本国的目的是继续战斗。雷诺政府本来也应该这样。然而法国，遭到背叛的法国，却羞辱地媾和，这是“真正的”法国—“自由法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众所周知，这种英雄气概在1940年6月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很容易被人接受。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倘若法国高层执政者到伦敦来，那么戴高乐甘愿作为一名军人为“真正的”法国效力，并且同英国密切合作。
但是没有法国政府高级官员到伦敦来。在此背景下，重担自然落在了戴高乐的肩上。“自由法国”越强大，他的话就越有份量，英国的处境就越难堪。无论英国多么想把时间拨回到蜜月般的1940年，他们也不能不面对一年后的现实。那就是“自由法国”已赢得公众和新闻界的认可，他们认为其勇敢而浪漫。它在处理官方问题上更强硬了。为了巩固他的新地位，戴高乐不能太温和。恰恰相反，他一意孤行，必要时还得蛮横。他本性如此，若是要打仗，那就痛痛快快地打，有时还要狠狠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