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夫妇在昂提泊角借了一幢别墅。从1月5日到13日，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周时间。此次和戴高乐夫妇住在一起的，还有戴高乐的弟弟皮埃尔和伊冯娜的哥哥旺德鲁。他们对时局做了分析。根据材料的记载，戴高乐当时已经做出了决定，而所谓这段思考期，不过是使人们确信，他辞职并非是受到政敌的挑衅后一时的冲动所致，而是他深入思考的结果。
第一个注意到将军返回巴黎时的思想状态的是交通部长莫克。他的职责之一便是查看将军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是否在他所选择使用的任何车站都受到了恰如其分的礼遇。1月14日那天早晨，总统专列本该到达里昂站。但由于某种戴高乐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希望悄无声息地进入巴黎，并决定在离城数英里外的阿尔费特别墅站下车。莫克赶到那里去迎接将军，埋怨将军由于改变计划而违反了安全保卫工作的规定。但他也因此在前往巴黎的小汽车里预先得知了将军决定隐退的消息。将军发现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与其他政客们一道执政。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将军照常履行他的职责。另外中止了与埃里奥特在立宪议会中的正面冲突，同时逐渐将他的决定透露给众人，先是情报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共和国专员阿兰·萨瓦里，皮埃尔·贝尔托，乔治·蓬皮杜和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后来在1月18日夜，又告诉了比得尔的副手弗朗西斯科·盖。
尽管丝毫不见成功的迹象，他的计划仍以军事化般的精确进行。“谁接替我”戴高乐对弗朗西斯科·盖说：“那不管我的事。你将做你认为该做的任何事情。”1月19日星期六下午，戴高乐打电话给因感冒在家休养的路易斯·若克斯，并要求他尽快康复，因为戴高乐将在第二天中午召开部长会议。这些命令足以使路易斯·若克斯忘却病痛。所有的部长都接到了在圣多米尼克路参加会议的通知。
将军自己12点钟刚过便步入会场。他身着制服，脸色有一点苍白，但依旧像过去那样傲慢倔强。他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在他们就座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宣布辞职。然后他走出房间，上了楼，给立宪议会主席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回到内衣尔的家中。
一搏而不中
如今的马里勒罗尔不过是巴黎城西一个郊外居民区。它是50年代建设起来的首都周围的诸多卫星城中的一个。城里有塔楼、超市、舞厅以及明朗但毫无特色的公园。首要的设施要数高速地铁，运载当地的居民迅速而舒适地出入巴黎市中心。
但1946年1月时的马里勒罗尔是一个迷人的村庄，坐落在广阔的皇家领地的边缘。这片皇家猎苑占地宽广，风光迷人，路易十四曾在此狩猎。园中的山林别墅，由太阳王的建筑师们为狩猎季节使用而建。戴高乐将军决定辞职后便退居这里。他花了一小笔钱向美术公司租下这栋房子。戴高乐夫人比较喜欢这里，因为房子很小，不像内衣尔的那一幢太过空旷。而且距巴黎又近，这样将军可以架起他的政治望远镜观察在他离任之后首都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不管后来别人或者将军自己如何评说，他的辞职令大家在惊愕之余，全都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不到一周，他的名字便从巴黎报纸的头版上消失了。协商与谈判已经开始，但并不是请他复职，而是为了弥补他出走后所留下的空档。他不得不向法国空军交出他的那架DC4“空中霸王”飞机，也不便保留他的那辆卡迪拉克轿车，尽管这是艾森豪威尔给他的礼物。他甚至不得不买一辆小型法国轿车，戴高乐夫人则不得不学习开车。由于除了戴高乐的军人津贴他们就别无收入，开支就非常紧张。有人建议将他的军衔由准将升为正式的将军，甚至是法国元帅。这部分原因是为了增加他的津贴。但这一建议遭到将军的坚决拒绝。他在写给某位被指派进行谈判的倒霉的部长的信中说，他的职务和军衔，在自1940年6月以来的5年7个月零3天中从未有过变更的需要，而现在试图采取的每一种行政解决方法都将是奇怪甚至是荒唐的。
出于更为严肃认真的意图，他再次与抵抗运动的
雷米”，自由法国反谍报局的“帕西”，以及曾经在自由法国主持在伦敦的广播的莫里斯·舒曼取得联系。1946年4月7日，在马里勒罗尔一个洋溢着欢乐气氛的仪程简单的家庭聚会上，戴高乐夫妇与20位家人共同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日。就在此时，戴高乐已开始在策划筹谋了。午饭后，他把他的内兄旺德鲁叫到一边。他是人民共和运动成员，刚当选为众议员不久。戴高乐鼓动他发起一场运动来抵制那些“老朽的政党们”正在制定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