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建议同他以往所讲的没有什么变化：先要有一个由普选直接产生的立宪议会，然后是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修定法律的议院。议员大部分由地区或市的政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但也少数是来自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不同组织。行政权应归属于由一个选举团所选举的总统。选举团的人员来自上下两院，加上少部分外来的代表，比如来自海外领土的代表。按照美国的模式，将由总统任命的内阁部长们来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戴高乐没有提到司法系统，只是在他演讲的开场白中说司法要与立法和行政相分离。
以他在贝叶的演讲而论，没有什么东西很具革命性，或者哪怕是波拿巴式的独裁性质。况且实事求是地讲，这一演讲十分枯燥乏味。但在新闻界，这篇演说被看作是与民主的对立则立刻遭到攻击。报上发表的文章指责，戴高乐想确立的不过是波拿巴式的独裁统治，而戴高乐本人就是一个新波拿巴。将军对此批评怒不可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两天后，他有意拒绝前往凯旋门参加“六·一”纪念活动，而去了一个叫做蒙瓦革里安的刑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此英勇就义。
他的这一行动饱含着深情，也达到了预期的感人效果。在这个刑场上，戴高乐与他的那些投身于解放事业的老战友们一一握手，并紧紧拥抱一个父母双亡但仍佩戴着父亲的解放勋章的孩子。人们怀念起往昔的艰难困苦，无不泪眼相向。尽管有些犹豫，但有人开始高喊：“戴高乐万岁！”而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喊声使戴高乐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当戴高乐准备讲话的时候，有人发出叫大家安静下来的嘘声，人们便都静静地等待着。戴高乐突然将身子挺得笔直，将他两只紧握的拳头伸向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V字，同时高喊：“法兰西万岁！”这声音犹如最后的号角给人以力量。
戴高乐的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他善于表演和感染的能力，本应激起政府公开而尖锐的反击。但政党们正忙于组成新立宪委员会，稍不留神，便没有注意到戴高乐在贝叶的所有提议，因此他们一直安之若故。这反过来又鼓舞了戴高乐的支持者们。7月28日在巴勒杜的又一次演讲过后，得勃雷前往科隆贝拜会戴高乐，试图说服他与人民共和运动并肩携手，领导该党夺取选举的胜利。而这一胜利，有了戴高乐的领导，必将指日可待。
但在此时，将军失去了得以卷土重来的第一次良机。人民共和运动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戴高乐可随时取得该党的领导权。政府害怕了。然而戴高乐却拒绝了勃雷的请求。他的这一决定部分是受了自尊心的驱使，部分是受他原则的影响。说到自尊，因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运动的领袖们诸如比得尔，舒曼，泰让和其他的人都已背叛了他；说到原则，因为他凭直觉感到，人们正在怂恿他加入的政党体制，在法国将一事无成。这一点他已经多次重申，要他出尔反尔是不可能的。
新宪法最终被制定出来交付立宪议会讨论。但它存在着戴高乐所担心的全部弱点。总统的权力非常有限，唯一重要的职责便是任命总理。而总统自己则由议会两院选举产生。立宪议会掌握国家的实权。除非在连续两年之内有两届政府垮台，立宪议会不得解散。8月27日，就在讨论之前，戴高乐发布了一项声明，对新宪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没有人留心戴高乐的声明，即便是人民共和运动也从整体上支持这一宪法。事实上有关宪法的全部争论已愈发无味，大家都想尽快把事情画上句号。
1946年9月26日，浮日省的厄比纳尔解放两周年。戴高乐应邀前往该城参加纪念活动。在那里，戴高乐又做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太晚。在前一天晚上，立宪议会已投票通过新宪法，并将在10月13日交付全民公决。将军讲话时热嘲冷讽。他首先驳斥了时下正在流传的关于断言他有独裁野心的种种荒谬可笑的说法。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即新制订出的宪法中的种种条文是否合理。最后他便自问自答道：“绝对不！它与共和国毫不相称。”然而他此次努力又没有效果。此后举行的全民公决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新宪法。戴高乐悲哀地评论道，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屈从了这个宪法，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这个宪法，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对宪法漠不关心。第四共和国便诞生在种种让人疑虑的先兆之中。
紧接着，在科隆贝立刻举行了备战会议。反对新宪法的一方失利了。新立宪议会的选举定在11月10日。对戴高乐而言，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影响选举的结果。戴高乐的那些被不友好的新闻界称作“帝国卫士”的老朋友们向他建议支持一个新近成立的叫作“戴高乐主义者联盟”的团体，但遭到将军的拒绝。他这种拒绝完全正确。“戴高乐主义者联盟”在选举中影响不大，只获得了3％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