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引起了一阵惊恐。于是游戏马上再度停止。11月19日，尽管共产党反对，戴高乐还是在立宪议会中再次当选为总统。此后，共产党终于停止了抵抗，多列士前往会见戴高乐，并表示他的党将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加入政府。
11月21日，戴高乐主持的第二届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同过去一样，这届政府是左派和右派相调和的产物，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制衡。开始的时候，政府内部各派还有理由融洽相处，特别是因为最先推出的几项举措包括了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主要公用事业的国有化。但戴高乐内心很清楚，这种和谐只是短暂的。
事实上，第四共和国是第三共和国的复制品，这一点显而易见。而将军，把第三共和国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之后，不能认同这种在他看来是对历史的灾难性的重复。
从1945年11月21日到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辞职那一天的两个月里，局势急转直下，将军无力控制。他在立宪议会中的政敌们尝到甜头之后，一再对他展开攻击，而且往往是假人之手，指桑骂槐。在部长会议上，无休止的争论主要涉及公共部门薪水的标准，公务员可能举行总罢工的威胁，外省社会服务的组织，农业价格补贴的错综复杂，以及年通货膨胀率等方面的内容。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60%。戴高乐对这些会议感到极为乏味。更糟的是，他与他自己的部长们发生了争执，尤其是与比得尔就外交政策行为存在分歧。戴高乐一直将对这方面事务的处理与决策视为他人不可逾越的特权。而比得尔也很快便向新闻界透露了两人的不和。
不过，除了创立国家行政管理学校，戴高乐还在1945年12月批准了一项计划，后来证明是他持久的政绩之一。与莫内在华盛顿的交谈有了结果。莫内了解到孟戴斯·弗朗斯在4月曾就经济问题向将军进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但却把问题弄错了，所以他自己以简练的笔调为将军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其主要内容是在“象征”规划的基础上重建法国经济。莫内的想法很快迷住了戴高乐。在他当政最后阶段的几项举措中，他按照莫内的提议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任命莫内本人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毫无疑问，在其后的10年中，法国经济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复苏，完全是凭借规划委员会所奠定的基础。以后事实表明，规划委员会的确是避开政党政治的有效途径。
但是，一场公开而重大的危机，不可避免，早晚都要到来，而且这危机已经来临。尽管戴高乐有明显的理由相信在国防预算这个问题上不会遇到任何挑战，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但这当然只是立宪议会对全部预算所辩论的一个部分。而无论情况如何，这次辩论都将面临重重困难。而出于某种暧昧的原因，这场辩论却被这些经济管理者们安排在1945年的最后一个晚上。由于辩论显然将持续很久，于是古安想了个主意，把所有的钟都停在午夜时分。且不说好坏，这总算是个过得去的办法。后来天将拂晓，而钟仍停在午夜上。这时有一个社会党党员，一个叫凯普德维尔的人提出了一项削减20％的国防开支的修正案。钟终于得以复位。共产党不希望被他们的工人阶级兄弟社会党在运筹谋划方面胜过自己，便对修正案给予支持，并相信这一简单策略将很容易为政府所接受。表决被推迟进行，以便将军可以表态。
1946年新年第一天，天刚亮，内衣尔的将军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泰让，他一直在立宪议会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随时报告政府。他要戴高乐马上到立宪议会来。但戴高乐拒绝前往。他还没有睡醒，况且他怎样也不习惯被这种无礼的态度所打扰。但泰让却坚持要他去，并说社会党的进攻，是由戴高乐的老战友安德烈·菲利浦领导的。戴高乐迅即打电话给菲利浦，并威胁说要进行信任表决。但菲利浦简洁地回答说他并不想搞垮政府，而是要它服从于立宪议会的意志。
对将军来说，所有这一切简直让他无法容忍。当他最后到达会场时，很明显他已怒不可遏。会场上有一种极为恶毒的喧嚣之声，只有在议会的会议上才能够听到。当议员们想把某个人赶下台时，才会发出如此恶毒的声音。正如一个目击者所说：“将军被仇恨紧紧包围。”将军最终赢得了表决，但被要求保证在6周内提出军队改革的方案。这是一个肮脏的让步，他们自己对此也一清二楚。
对戴高乐而言，到了撤退和反省的时候了。1月3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与布瓦西厄喜结良缘。新郎是勒克莱尔手下的一名军官。当天晚上仪式之后，戴高乐和伊冯娜离开巴黎前往法国南部。戴高乐决定进行深刻地思考，他感到只有在平和的气氛中才能深入思考。此外他的突然离去也可以使他的对手们犹疑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