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将军对法国国内问题显然关心不够，令法国新闻界和政治家们非常沮丧。普莱文经济政策失败了。而间接税收的增加导致物价不断上涨。主要工业部门罢工不断。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有些场合不得不派出警察来控制局面。在官方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很短缺，导致黑市买卖十分兴旺。此外，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10月5日，对维希政府首脑——勾结纳粹的皮埃尔·赖伐尔的审判开始了。这与先前对贝当的审判全然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审判只有一种可预见的结果。但赖伐尔却极富技巧，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生动而有力。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三天的辩论过后，当赖伐尔要求重返被告席时，主持法官却很简单地对法庭书记员大声说道：“不行，不允许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胡说八道。案子必须尽快了结。”
10月9日，赖伐尔被判处极刑。考虑到这一审判过程中有许多歇斯底里的事件，二审是必要的，但遭到了戴高乐的拒绝。就在10月15日行刑前一刻，赖伐尔设法搞到了一片氰化物。但不知怎么回事，毒性没有发作。他被火速送往医院彻底洗胃，然后又被立刻押回监狱以接受枪决，尽管他当时仍在干呕而且痛苦不堪。警察总长卢衣兹认为，是否要对一个显然为痛楚所煎熬的人继续行刑，应该征求政府首脑的意见。戴高乐半闭着眼睛回答说：“皮埃尔·赖伐尔不再属于我们。行刑队的军官必须履行他的职责。”赖伐尔死时高呼：“法兰西万岁！”。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由于装备短缺，行刑队的士兵戴的还是英国人的锡盔。
无论是对贝当的审判还是对赖伐尔的审判，都动摇了戴高乐的地位。因为贝当的举止很有尊严，而且大部分公众舆论如今仍在私下里对贝当持有某种好感；而对赖伐尔的审判，整件事都显然带有报复性。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戴高乐希望该案能在10月21日选举前全部处理完毕。毕竟10月17日将军将对选民做最后一次呼吁，如果到那时赖伐尔的生死未卜，那将会导致诸多麻烦。
10月21日的投票，既是一次全民公决，以决定是否需要由一个有限任期的立宪议会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又是一次议会选举。至少可以说，当时的形势扑朔迷离，而由于妇女获得公民权以后选民的增加，使选举结果也不得而知。
在此次事件中，戴高乐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全民公决。96％的选民欢迎一部新宪法，66％的选民支持组成一个任期有限的立宪议会。但立宪议会选举的结果对戴高乐而言却完全是一场灾难。共产党赢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则为25%，而戴高乐寄予厚望的新组建的人民共和运动，只赢得26％的选票。这样，此届立宪议会便为传统的左派所控制。经久不衰的党派忠诚，再次证明自身比之新浪潮更为强大。第三共和国的模式一点都没有被打破。
11月6日，新一届立宪议会开会再次选举弗利克斯·古安为议长。接下来进行临时政府首脑的选举。为了表明他们新近通过选举而赢得了合法地位，立宪议会中的各政党花了一周的时间举行各种会议，包括暗中为竞选而做准备的会议，以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随着停战纪念日的到来，刚刚在不久前选举中失败下台的丘吉尔再次访法。将军留出时间来招待他这位老盟友和老对手，并为丘吉尔在最近7月份英国普选中的失利深表遗憾。“我以忧郁的心情看待整件事情。”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他非常了解，既非常羡慕他，又经常妒忌他……尽管我和丘吉尔所处的环境并不相同，尽管我们曾激烈地争吵，但毕竟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同舟共济，以同一星斗指引我们航行在澎湃汹涌的历史之海中。”这段话，对他们俩人间往日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做了最具说服力的概括。然而即使是这位老战士的到来也不能缓和法国国内的政治气氛。直到11月14日，人人都对这场游戏感到厌倦了，结果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临时政府的首脑。
但在戴高乐组建政府的过程中，游戏重新上演。埃里奥和激进派拒绝加入政府。共产党则要求必须掌管国防、外交或内政三大部门中的一个。戴高乐则回复他们这是个荒谬的要求不予考虑。于是有社会党支持的共产党愤然退出谈判。而社会党则声称不会参加不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戴高乐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他通知立宪议会议长古安，自己无力组成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