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所产生的新一届立宪议会几乎完全由反戴高乐派组成。在胜利者的眼中，戴高乐的时代在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希望他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一现实。在巴黎，还有人一本正经地建议他接受总统的职位，这对他简直是莫大的污辱。他在1946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说：“就我而言，要服务于我的国家，我就不能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担任一个软弱政府的首脑。”
然而，在将军的头脑中，他从未想过要去欣然接受这个国家给他下的定论。现年56岁的他，当然不会喜欢过一种体面的退休生活，尽管很多人正试图将他引上此途。他坐在科隆贝的家中，听他那台古旧的无线电收音机播出的新闻，全都是些平凡不惊的事情。新闻时间里，伊冯娜坐在一旁打毛衣，从不插言。而她的丈夫一听到以往的同僚进入新政府效力的报道，气愤之余，竟往收音机上吐唾沫。更让人难以容忍的，便是那些第三共和国的老朽政客们诸如埃里奥、奥里奥尔、布吕姆、拉马迪埃之流，又重返内阁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在他收听广播时，他用诸如“阉人”、“面首”、“鸡奸者”、
喝自己尿的人”、“吃自己呕吐物的人”等等军营里的五花八门的秽语嘲骂这些政客。他一边骂，伊冯娜一边织她的毛衣。
这种局面显然不能维持多久，戴高乐的情绪如同一座即将爆发前的火山，汹涌澎湃。这并不只是因为他被排挤在当时的政治之外，也并不单单因为别人对他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忘恩负义，老实讲，也不是因为对新宪法及其所带来的一切的全面抗议。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切实感受到的因素。而最终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却是他的某种感悟——他意识到生命在流逝，时光不是很多，而未来设若不能掌握主动，则只能闷坐在家中，面对无动于衷织着毛衣的妻子，耐着性子消磨每一个黄昏，变得老朽不堪一事无成。他当然不准备这样生活。但重返充满活力的公众生活需要一个借口，正如那一时期他的拜访者们所注意到的，他感到乏味，甚至有些沮丧。但以此为借口是行不通的。而且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这个借口必须冠冕堂皇。他不想再冒失败的危险，而这一次若再失败，他可能永远都回不到政治舞台。绝没有理由只因为寂寥便冒险，而必须成功有望时才可行动。对将军来说，成功意味着他作为法国合法的统治者卷土重来。
戴高乐所找到的借口，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战争的威胁，这绝非空穴来风。丘吉尔就曾经警告世人欧洲已为铁幕一分为二，而东欧国家正在缓慢但却稳步地被强行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阵营。斯大林以冷酷无情的手段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而1947年1月波兰的选举就是一个有力例证，选票还未统计完毕，选举结果便已经公布了，其中包括共产党控制下的政府的组阁。而德国东部时下已成了红军巨大的训练场地。但最糟糕的，莫过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因为当时苏联原子弹研制已有相当的进展。
1947年2月2日，戴高乐告诉克劳得·莫里亚克他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以及法国所做出的反应非常担忧和失望。“我准备组建一个联盟，”他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将军打定了主意。他并不是去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而是要在超越政党政治的前提下，将全体法兰西民族结成一个联盟。他认为他的国家已陷入一个冷漠的深渊，他要领导规模宏大的抵制运动来同这种现实抗争。
戴高乐迅即展开行动。抵抗运动那些忠诚的老战友们接到了科隆贝发出的消息。一些人拒绝加入，但很多人同意与戴高乐一起开创新的局面，其中包括斯戴尔、帕莱夫斯基、沙邦·戴尔马、德勃雷、瓦隆、摩兰达，而首先是安德烈·马尔罗。将军又兴奋起来了。“我在重新组建自由法国。他说。在科隆贝或在佩鲁斯·雷米酒店安排供将军使用的房间里，会议在秘密地进行。新运动被定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其组织机构也初步建立。被人们称为“伙伴们”的高层成员，将被按照其他区分布组织起来。所有人每年都将参加一个叫做全国会议的盛大集会。
这将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如何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将是一大难题。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中，所有权力被赋予主席身旁的一小群阁员，由他们就政治，管理，策略和其他任何问题做出决定。而主席的决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不得提出不同意见。主席当然由夏尔·戴高乐担任。对于一个大型群众运动来说，这是一个可能组成的最富权威性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