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聚光灯投射的政治舞台，众人注目的中心位置，戴高乐已开始感到乏味无聊。在马里勒罗尔园林里长时间的散步根本不如内阁会议或者第五街那漫天飞舞的彩带兴奋与热烈。而没有他政客们也一样干得很出色，法国人民亦是如此。2月份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对将军辞职感到高兴。更让他无法忍受的，便是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部长们，有些竟在他的继任者费利克斯·古安的政府里继续留任，尤其是比得尔，依然负责外交事务，并仍旧推行一种在戴高乐看来是软弱与亲英的政策。这不仅令人气愤，而且是一种背叛行为。戴高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戴高乐在1946年早春与抵抗运动的老同志们所做的接触并不是无的放矢。此后不久，戴高乐便开始认真策划政治上的卷土重来了。他先将这一打算透露给对他忠诚不移的那个小圈子，其中包括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克劳得·莫里亚克，尼伊得·博纳瓦尔，克劳得·居伊和在伦敦便已加入自由法国的第一书记伊丽莎白·德·马立伯尔。5月12日，他们一起去参拜了克莱蒙梭墓。这一天也正是欧洲胜利日和圣女贞德节。他们站在这位伟人的墓前。戴高乐面色苍白，神情激动。他在忆述克莱蒙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丰功伟绩时，特地对这些忠诚的追随者意味深长地强调说：“我们现在愈发弄懂了一件事，那便是无论未来或者过去，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来约束，没有强大的政府来引路，没有团结一致的热情民众来支持，就不会有安全、自由乃至效率。”
到5月末，马里勒罗尔完成了它的使命。在科隆贝1944年被德国人毁坏的房子已经整修好，或者准确地说是可以住人了。那时新建的一座塔楼，还没有完工。房子还没有装修，花园里的杂草丛生。但戴高乐夫妇决心搬过去。1946年5月25日，他们离开马里勒罗尔，取道阿登，在那里稍作停留，以拜访伊冯娜的哥哥雅克。6月1日他们回到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辞职刚刚4个多月的戴高乐，开始深刻反省在他政治生涯的第一阶段中的种种经验教训。他对克劳得·莫里亚克说：“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会成为法国的领袖……但是事情将以何种方式发生却是我所不能预见的。我一直觉得自己会出任国防部长，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反省之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他的1940年6月的飞赴伦敦，以及后来战时为法国的领导地位所进行的斗争，都是某种畸变的产物，是种种机遇相加的结果，决不会再重演。从现在起，他必须在法国本土上，在和平年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中抓住机遇。从这一结论出发，戴高乐开始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
尽管戴高乐的辞职让很多人如释重负，但第四共和国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立宪议会制定出一部新宪法，但却在5月5日的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6月2日进行了新一届立宪议会的选举。选举结果同前一次差别不大，人民共和运动获得28％的席位，共产党26%，社会党21%，其他各党派所占席位也都和从前相仿。
就在此时，将军决定有所行动，他要就适合法国的正确宪法表明自己的思想。他为做这一阐述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精心策划和安排的。6月16日，他归国整满两年，而贝叶，正是他归国后第一次演讲的地方。结果场面并非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可观。准备工作其实做得非常仔细，雷米和他的抵抗运动的老朋友们专门负责办理此事。两年前，便是在这个广场上，那时仍未得到人们承认的准将，第一次在法国国土上对公众发表演说。如今这里已经搭起了高台。战斗法国的重要人物们现在都坐在主席台之上，其中包括阿让留、柯宁希、朱安、舒曼、苏斯戴尔，当然少不了忠心耿耿的帕莱夫斯基。作为前国家元首，戴高乐得以在警方摩托车队的护送下进入广场。
天公不作美，那天大雨倾盆而降，听众都急着回家，而戴高乐的演讲又过于冗长。讲稿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写好，读起来不太自然流畅。戴高乐用了近半个小时才讲完。而那时他的听众们早已成了落汤鸡，全身湿透。这次演讲本身也并不很出色。当然，戴高乐提到了他新近的辞职，并声称他在法国人民刚刚选举了立宪议会便“退出舞台不仅是为了从政党斗争的漩涡中拯救出我们所象征的东西和属于整个民族的东西，更为着使个人的意志在我们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立法者的工作。”这番讲话至少有点言过其实，但在当时却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意味着对于法国应选择怎样的宪法，他自认为现在可以全不顾虑自己今后有无可能成为政府公职的候选人而大谈其观点，别人也无法以派性来指责他。于是他就这样到处宣传他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