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极富勇气的。”此外，戴高乐还认为，贝当仍然是“一位一度执掌大权而声名卓著的领袖。一位在危难时刻为众多法国人寄予信任的老战士，而且不管他做过什么，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尊敬或惋惜。”这确实是事实。但戴高乐早年曾把“凡尔登的胜利者”贝当视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推崇备至则更是事实。当然，贝当在停战时承认失败就已经背叛了法国，但此次审判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在此，而是有关他在维希法国时期的所作所为。而戴高乐则认为贝当在1940年的背叛行为与审判没有关系。
贝当审判后不久，戴高乐接到了出访美国的邀请，这使戴高乐得以摆脱让他心烦的国内问题。至少在美国，他可以再次以世界政治家的身份昂首阔步，而暂时忘却法国内政的种种烦忧。哈里·杜鲁门总统将很乐于接见他，而他所受到的接待比之罗斯福时期要热情得多。8月22日，将军飞抵美国，随从的人员仍是他的一些同僚和顾问，诸如比得尔、朱安、帕列维斯基以及一些外交官员。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有美国新任国务卿巴恩斯·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派驻巴黎大使凯弗里。气氛十分友好。
表面上看，两国的官方关系得到了发展。至少个人间的对抗情绪随着罗斯福的离世而消失了。“他在整个停留期间，”英国使馆档案中的一份电讯这样描述：“始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要讨好别人的热望，并为此而伤透了脑筋。他不仅亲吻那些婴儿，这是每个热心的政治家所不能不做的。他还亲吻了市长拉瓜迪亚以及美国的参谋长们。”正如将军所详细记载的，杜鲁门与戴高乐在一起相处了7个小时，并在他即将离开华盛顿之际授予他一枚勋章，还赠给他一架四引擎DC4“空中霸王”运输机供他个人使用。杜鲁门了解他的客人。“在以后的场合，”戴高乐后来写道：“我们彼此之间一直好言相待。”戴高乐这样的写法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方面，至少是官方的观点认为，重大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且双方就战败国法国的前途存在严重的分歧。当然杜鲁门认为，这次访问并不重要，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上也未提及此事。
此次旅程中，戴高乐在华盛顿所参加的会议中，与让·莫内的那一次或许最为重要。会上涉及的完全是法国的国内事务。谈话是紧张而具体的。莫内刚同进出口银行协商了一项6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最高限额，戴高乐则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该协议。莫内确信该协议会在未来法国经济中发挥作用。莫内认为，针对法国的经济问题和它的现代化，如果不制定出一项协调有序的方案，情况不会自己好转起来而只能更糟。将军对他的观点颇为赞赏，并要他将整个想法形成一份详尽的文字材料。后来这被证实是战后法国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严肃的政治时刻结束后，车队踏上回程。8月26日法国来宾驱车前往纽约。途中在西点军校以及在海德帕克的罗斯福墓稍作停留。同以往一样，将军受到美国公众如痴如狂的热烈欢迎，而将军对这种欢迎亦无法抗拒。于是在那天，配给的汽油用完了；成百上千早出晚归的人们在公路上按响了他们的汽车喇叭，以这种并不和谐的噪音来问候法国客人。“大约有100多公里的路都是如此。”将军写道。当车队到达纽约时，市长拉瓜迪亚上前拥抱了将军。有人根据这一场面在次日创作出一幅卡通画，并附有下面的一句解说词：“大芦笋吻小花。”当他们一起趋车穿过市区时，纽约人高呼：
你好，夏尔！”并向他们抛出铺天盖地的彩带。
在芝加哥，尽管飞机晚点，但人们还是在那里耐心等待。飞机降落时，前往欢迎的人们已经喝得酩配大醉，以至于他们在致词的时候没完没了，缺乏头绪。蒙特利尔的欢迎场面更趋隆重，而在渥太华的欢迎规模更是超过以往，达到顶端。戴高乐心满意足地记述了在该地与总督以及艾丽斯公主的会面。
此时，法国报界对将军在新大陆的招摇已经大为光火，开始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他返回法国时，有关法国前途的国际会议就在伦敦举行。会议9月11日开幕，10月3日闭幕。戴高乐虽然没有亲自到会，但却时刻关注着他的代表比得尔的讲话。此后，将军亲自动身前往德国莱茵地区做三天短期访问。在回法国途中，又从斯特拉斯堡乘比利时摄政王的专列前往布鲁塞尔，去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在布鲁塞尔，他阐述了自己对“西方集团掌握莱茵河，英吉利海峡以及地中海作为交通要道”的观点，公众听后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