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的下半年，法国人重新发现了民主，并对民主倾注了极大热情。随着那些被放逐者、囚徒、以及过去第三共和国的政界斗士们纷纷返国，以前的争吵死灰复燃。争论的话题不再是如何使在本土抗击德国人的法国人与加入战斗法国的法国人求同存异，而是转移到战后法国地缘政治的整个问题。
四大政权团体，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激进派和一个新党，自称是公众共和运动，叫它基督教民主党也许更好，在1945年夏召开大会。埃里奥回到激进派中，布吕姆同社会党站在一起，多列士和杜克洛则在表述共产党的观点。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希望看到第三共和国崩溃，并产生一部由议会这一唯一由选举而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新宪法。他们对一个由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大事的政府不感兴趣。但对戴高乐来说，他们明目张胆地直抒胸臆，至少令他很不愉快，因为与这些政党的主张截然不同，戴高乐所要建立的正是根基于公民投票的大权在握的总统制政府。
将军既不喜欢这种争论，而且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对这种争论也毫无兴趣。正像他未来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所感到的，直到欧洲胜利日，将军所想的，只是如何使法国能在战胜国的最高层会议上能有一席之地。但在圣多米尼克路那些将军的同僚们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德勃雷、卡森、泰让和帕罗迪全都深陷于这场争论之中，戴高乐立即采取行动，试图通过吸收埃里奥，布吕姆和让纳内进入他的政府而化解问题。但由于只有让纳内接受了他的任命而使这一企图不能实现。很快便很清楚，这些“老政党”是绝不可能轻易就范的。
当将军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形势时，他的反应体现了他一贯的作风。他非但没有听取圣多米尼克路的亲密同僚们的意见，而且对各政党的观点干脆束之高阁，便向部长会议阐述对于未来选举法的他自己的构想。选举定在10月份，同时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需要一个新宪法。戴高乐已经堂而皇之地向各大政党提出了挑战，而各政党毫不妥协地应战了。于是将军与政党之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战开始了，在激烈的对阵之后，以各政党的胜利和将军的失败而告终。
当时将军一心想去波茨坦参加苏、美、英三巨头在那里召开的最后一次有关战争的会议，虽然他已经被排斥在外。事实上，这次会议本身并不重要，因为有关未来欧洲的重大决策都已经在1945年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上做出了。但这毕竟是最高层的会议，而戴高乐对自己被拒之门外十分不满，便立刻宣布法国不打算接受波茨坦会议的任何结论。
被排挤于波茨坦会议之外，第三共和国卫道士们的反抗，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以及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有关新宪法的激烈政治战，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削弱夏尔·戴高乐的极为坚定的意志力。而这时却又出现了新的难题。4月26日，在一向很寂静的瑞士边境城市瓦洛布出现了一桩怪事。贝当元帅自1944年8月就隐居在德国，现在他决定返回法国面对审判。他在给希特勒的请求书中写道：“只有在法国，我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交代。像我这样年迈的人，绝不害怕尽可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愿我能履行‘自己的责任’。”
不论怎样看，贝当的这一行为都不失为高尚之举。1945年7月23日，这位89岁高龄，耳聋眼花的老元帅，在正义宫接受审判。持续三个星期的审判，却一直处于司法混乱的状态。首先，主持法官以及检察官先前都曾向维希政府的首脑宣誓效忠；再者，人们发现检察官莫内，曾经起诉过引人注目的1917年的间谍玛塔·阿里。这类事件还发生了不少。最后，贝当决定，他只在审判开始时做一供述，此后将保持沉默。审判将结束时，法官建议对贝当处以5年放逐并剥夺其公民权的判决。但陪审团认为这一判决太轻。他们判贝当死刑，但即刻建议缓期执行。戴高乐准予缓期执行。
对将军来说，审判贝当的整个事件令他极为痛苦。司法部长泰让每天向将军汇报审判情况的时候，将军的反应总是非常不礼貌。“你要尽职。”戴高乐对他说：
你要尽职。”戴高乐不希望发生这场审判。毕竟在他的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贝当是他的保护者，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对戴高乐夫妇来说，许多次与元帅一道进餐的回忆，还有元帅的妻子妮妮，总是被冷落在一旁，一切都记忆犹新。“他做出（回国）的决定，”戴高乐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