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凡特地区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法国军队仍占领着这一地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给予叙利亚独立的条约很快就会缔结。叙利亚总统朱克力·古阿特里在从雅尔塔返回途中，经丘吉尔劝说同意与法国谈判。但戴高乐拒绝谈判，并派去法国增援部队，于5月17日登陆，马上在叙利亚激起当地民众反叛。以后的两周里，街头巷尾爆发了激战。在叙利亚人的呼吁下，丘吉尔命令中东地区英军总司令皮杰特将军进行干预，确保法军退回军营。至此，叙利亚才重又恢复了秩序。对于英国的介入戴高乐大为恼火，他把其视为毫无正当理由的入侵，宣称这是英帝国野心的又一证明。
戴高乐的投机与冒险未能给他带来任何声望。的确，如同1942年6月，他似乎正在度过一个令人费解的孤立阶段，这使他总是做出不可理喻的决定。这些决定在整个世界包括他的同胞的眼里都是固执与怨恨的结果。
1945年6月18日巴黎举行欧洲胜利日阅兵和游行。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最好的说明了将军的心情在当时是如何糟糕。这本应该是万众同欢的热闹场合。法国军队将像一战结束时那样沿香榭丽舍大街游行，将军将检阅部队并行答礼。在他的检阅台对面为伤兵们建了一座看台。游行进行时，他们看到队伍中有12辆自由法国第一师的医院救护车整齐地驶过。这支医疗部队曾负责照料在西部大沙漠和黎凡特地区作战的几百名伤员。伤兵们一见他们的救命恩人立刻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救护车上并排悬挂着英法国旗，斯皮尔斯夫人坐在上面。正是她组织和领导了这支救护部队。当将军听到法国伤兵们高喊：“斯皮尔斯来了，斯皮尔斯万岁”时，他立刻气急败坏，马上转向站在他身后的柯宁希将军，下令他当即解散这支部队并将其中的英国人全部遣送回国。
将军的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从1940年6月将军在斯皮尔斯的陪同下踏上前往英国的旅程开始，以在胜利的时刻突然恶意地驱逐斯皮尔斯夫人而结束。医院部队的所有法国军官为表抗议，都立刻退回了他们的勋章。斯皮尔斯夫人写道：“一个伟大的人突然变得心胸狭隘，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第五部政治家
权术政治随和平而至
1945年6月，戴高乐的政治生涯达到第一个顶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戴高乐是法兰西的解放者和法国政府的领导人。他的政治地位，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很稳固。他设法削弱直至全部剥夺了抵抗运动的权力，同时把该组织的方针政策据为己有，以为他的政府所用。他迫使盟国承认法国在战后的大国地位。最后，他设法使他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多列士俯首听命，多列士受命去招安共产党，使他们安分守己，不给政府找麻烦。总之，成绩之显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以前人们还怀疑戴高乐的能力，那么如今则必须承认，戴高乐是真正掌握了政治斗争艺术的大师。
尽管贫困状况没有好转，腐败现象在战后法国也没有得以消除，重建工作中物质匮乏，困难重重，但戴高乐政府总体而言干得相当不错。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曾在4月份引发了孟戴斯·弗朗斯和普莱文的一场争论，但还没有进入公众的意识。普莱文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比较吃得开。但最首要的因素，在于戴高乐依然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他那形状确实古怪的脑袋仍环绕着圣人才有的光环。整个法国仍旧陶醉于从占领下重获自由的欢欣快慰之中。
但半年后，戴高乐突然退出了政府。令世人震惊的是，他撇下了困难重重的政府，使法国失去了领导，自己一个人匆匆洗手不干了。这并非是暂时的策略性的引退，也绝非一时冲动，更不是为着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所做出的姿态。尽管此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当时的戴高乐凭借自己极为丰富的经验已经看出，绝不能指望会在短期内再度出山。他之所以引退是由于战后法国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他工作的开展。他认为自己还能做的唯一事情便是在场外旁观，而且他坚信这场体制将以失败告终。但是他毕竟无法预见自己要等待多久。
回头看，导致他做出这一惊人决定的，是当时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使他的决定几乎不可避免—当然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他的光荣的法兰西的观念的确是崇高的，但他没有意识到法国人民想要的不过是和平。他很清楚自己在战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他无法使自己接受和平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不能有过分的雄心和抱负这样一个现实。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将军虽然懂得政治策略，却根本没有学会政治吹捧，而在和平时期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可能下台。也不能认为戴高乐夫人插手过多。她不是那种热衷于政治的夫人，她不过是告诫丈夫要提防别人的陷阱和暗地里的怨言，并提醒他每个人难免都会有失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