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审议毕业证书时，问题出来了。显而易见，戴高乐绝不是一般的学生。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各科成绩都不错，只有马术成绩在平均线以下。但是考试委员会不得不考虑到他傲慢无礼的态度。无论一名军官多么聪颖，如果各个级别没有严格纪律，军队将不堪一击。而一名军官要想让他的下级严守纪律，他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才行。
给戴高乐一个什么成绩才恰当，这让人很为难。贝当的宠儿是不能不及格的，而及格分为三等，一种是
还好”，等于说勉强过得去；一种是“好”，表示不好也不坏，通常给那些学习刻苦，成绩却不突出的学生；还有一种是“很好”，给那些在考官看来将会在法国军队中任高职的学生。有些教师同意只给戴高乐“还好”，那简直就是一种羞辱。贝当听说后，询问此事，在新任军校校长迪菲厄的坚持下，给了一个中等，即“好”。
戴高乐对这一成绩极其不满。他发誓除非他当校长，否则永远不再到这里来。他用丰富的语言来形容导师们，骂他们是白痴，这并非没有道理。
戴高乐在高级军校的成绩对他的未来立即产生了不利影响。他曾想留校任教，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军官是没有机会获得教职的。同所有毕业生一样，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参谋职位，当然他不能进入总参谋部。那里只有优等生才能进去。他的工作是负责军队司令部的厨房设备和冷冻食品储藏。几个月后，他被调到莱茵河法军参谋部，总部设在美因茨，同样负责供给和食品给养。那里相当于法军中的西伯利亚。
1925年7月，离开高级军校9个月后，他终于被贝当救了出来，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做私人参谋。戴高乐喜欢这个职位。他工作勤奋，效率很高。
1927年12月，戴高乐赴德里的特里尔，任驻扎在那里的法军阿尔卑斯山第19步枪营营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戴高乐对训练抓得很紧，指挥官对手下的人实行家长式的监视。戴高乐记忆力惊人，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下级军官们的家庭历史和现状。
但是作为营长，戴高乐少校并非没有缺点。他的一位军官后来说：“他很突出，不是因为他的身材，而是因为他的自我意识，从远处也能见到它闪闪发光。”可以想见，他和上级又相处得很不融洽。他不乐意地从他们那里接受命令，拒绝接受他们的批评。
结束在德国的营长任期后，戴高乐被派到贝鲁特，做驻黎凡特法军总司令德比戈·德·格朗德鲁的参谋。
1931年11月，戴高乐少校在黎凡特的两年任期期满，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也许又是贝当的帮忙，他被分配到国防秘书处。这是元帅创立的一个组织，职责是评价国家的备战状况。这是一份知识性较强的工作，戴高乐像知识分子一样工作着。
涉足政界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7月，戴高乐在秘书处6年间，将研究并修改已做出的应付未来战争的计划。他认真详细研究了后勤的困难，全民动员问题以及欧洲军事力量的平衡等重大问题。这一切对于一名未来的将军来说，真是益处无穷。政治及其与当时军事问题的关系，学会理解行动的性质，广泛听取意见，万一最佳战术失败总有一个替补方案，人们做出的决定的实质和容易犯的错误以及理想的动机等等，所有这些课题为他未来的事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此他已隐约有所意识，但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占据他大量时间的不是完成贝当派分的任务，而是研究比亚、艾蒂安、利德尔、哈特及其他人制定的不同的议事日程。他被他们的论点说服了，写了一本小册子，认为一支装甲部队可以自给自足，并运动到任何地方，在最有利的时机打击敌人。
《逼近敌军的技巧》一书于1934年初出版，那时戴高乐刚好被提升为中校。1933年5月，《政治与国会评论》杂志刊登了这本书的出版预告，注意到它的人不多。其销售也不好，在法国售出大约750本，没有在国外售出的多，它不过是旧思想的精彩翻版，而且它的第一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对它做了修改）还没有认识到，而德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成功的闪电战只能在装甲部队和空军的共同协作下才能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正逢其时。日内瓦刚刚举行了一次裁军会议；新一届法国政府刚刚宣誓就职（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希特勒以国家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政纲在德国上台；英国敦促法国缩减常备军的规模。这时宜于主张建立一支小型的、职业化的、更精锐的军队。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出版时间选择得太糟糕了，法国政府正把大笔钱花在修建马其诺防线上，而贝当当上了国防部长。出版一名现役军官写的书本身就是一桩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