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经怀有这些新思想的团就是阿拉斯的第33团，这要感谢其指挥官贝当。这个团纪律严明，训练内容更新，士气十分高涨。到1913年底，当贝当离开该团去当旅长时，33团的军官们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他们已做好了准备，至于怎样打和为什么打还不清楚。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1914年的夏季。他们知道唯一明智的行动就是坐下来等待，无任何其他事可做。
贝当的离去削弱了33团的指挥机构力量，但是他给年轻的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于1913年9月晋升为中尉。贝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已到了尽头。他一直是个惹是生非的人，不停地抱怨，公开尖刻地批评高级指挥的愚蠢，因为他们不做思索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战略思想。在被提升为旅长的时候，他听说国防部一位高级军官说他绝不可能成为将军。他甚至做好了退休准备，在加莱海峡省圣欧梅附近买下了一所小房子。
当然，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贝当事业的轨迹。团长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说：“贝当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贝当为何对这个年轻的中尉也有印象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具有当时的军官们所不具备的特点，它比戴高乐后来所认识到的还要多。他们都来自北方：贝当来自庇卡底，戴高乐来自弗兰德。他们都受过天主教的教育。贝当进的是多明我教会学校，戴高乐进的是耶稣会学校。最重要的是，贝当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一个骄傲的战友，反抗着他周围的平庸之辈。
就目前所知，两个人在1913年下半年到1921年间未见过面。在这8年间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剧烈地震撼着。即使在那么长时间之后，尽管在战争中他们各自有截然不同的经历，当时已是法国陆军元帅的贝当，全力提拔曾经被俘的戴高乐上尉。可见他们两人1913年在阿拉斯时的关系比历史所记载的要密切得多。在他们之间长期的关系中，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地方。
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
1914年8月1日法国颁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当天下午大约4:30，消息传到阿拉斯陆军第33团指挥部。大家欢呼雀跃。后备役军人赶来了，一些逃兵要求重新入伍。部队开始为奔赴前线进行战前准备。8月3日，德国宣战。8月5日，陆军第33团从阿拉斯出发先期到达比利时边境一个叫伊尔松的地方，加入第一军团开往比利时，在迪南占领阵地，保卫默兹河上的大桥，挡住正从比利时进入法国的德军。部队出发前举办了愉快的告别宴会。同众多要上前线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中尉戴高乐也是热情洋溢，渴望炮火的洗礼。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家信反映了1914年人们可悲的天真：“部队极其出色……我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然而，现实很快就展现在他面前。8月13日，第一军团刚刚穿过前线进入比利时，一架德国侦察机就飞至他们上方盘旋。法军夜行军走了50多英里，赶在敌人前面到达迪南。就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到达目的地，安定下来休息时，德国大炮开火了。时间是清晨6点。
德国机枪手和步枪手从河对岸的堡垒上，展开猛烈的攻击，顿时就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法军大炮来得太迟，33团没有保护，戴高乐的排设法寻找藏身之处。作为11连的尖刀排，他们奉命坚守大桥，阻止敌人通过。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戴高乐率领全排奔向大桥。就在他上桥的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膝盖。他倒下了，副排长倒在他身上阵亡了。戴高乐躺在那里，听到“子弹射中周围倒在地上的伤兵和死尸发出的单调的砰砰声。”他竭尽全力终于爬起来，和11连所剩下的残兵，在迪南一个友好人家躲避起来。这时，法国大炮才开火，可是已经太晚了。
通过一段身体治疗，1914年10月，康复后的戴高乐重返步兵第33团，来到雷姆附近的前线。此时，地面上的战斗开始转入战略僵持阶段，后来发展成可怕的堑壕战。
1914年12月，戴高乐中尉被任命为33团团部的副官，有权直接向团长报告。此时，全团向南开往马恩河畔夏龙占领阵地。1915年2月，戴高乐被提升为临时上尉。离开了前线，新任上尉感到平静多了。
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堑壕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惨重。1915年2月10日到3月10日之间，法国共损失了19名军官和700多士兵。其中有4名军官阵亡，13名受伤，2名不知下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受伤的军官中有新提升的上尉戴高乐，一块弹片炸伤了他的左手。他坚持到3月10日，伤口开始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