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戴高乐于1915年6月回到33团。这时部队已向北到了埃纳河边的前线。上尉的军衔被批准了，其任务还是持久、残酷的堑壕战。从1915年6月到1916年1月，第33团既不是正规军也不是预备部队。
1916年2月中旬，德国人在南部向凡尔登突出的地方发动猛攻，此处法军防守并不牢固，双方一次又一次发起毫无希望的自杀性进攻，却只夺得不到几码的阵地。奥蒙的堡垒于1916年3月被德军夺去，1916年10月又被法军重新夺回。这几个月里，堡垒附近激战不止，伤亡难以计算，死尸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使堑壕都没法挖，这场血腥之战持续了10个月，成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战。
第33团被派到离堡垒半英里远的奥蒙村教堂附近的防区。3月2日清晨6：30，德国人开始轰炸。其炮火异常猛烈，以至大地像在地震一样震颤。中午，德军步兵在烟雾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双方伤亡惨重，一个法军阵地失守。在肉搏战中，一支法国部队被围困，被迫投降。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戴高乐上尉。他的左腿被刺刀刺伤。可能当时他并没有失去知觉或神志不清，只是剧烈爆炸声或刀伤的痛苦使他昏了过去。
那时，步兵第33团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三天的战斗中，60％的官兵非死即伤，不再能据守从弗勒里村通往杜奥蒙教堂的小路。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受伤的战俘，被从阵地送到美因茨的德国军队医院。戴高乐在那里得到了医治，不到10天就痊愈了，然后被转到尼斯的临时营地。
在尼斯，戴高乐策划了第一次逃跑计划。他想从多瑙河坐船到黑海。计划轻而易举地被人发现，参与者被解送到立陶宛的什祖青禁闭营，那是一座旧锯木场。
监禁的两年多里，戴高乐多次策划逃跑，但最终都未能完全成功。1918年11月，停战后三个星期，他穿过瑞士边境，经日内瓦、里昂和巴黎，于12月上旬到达拉利格里。他父亲召集全家人迎接他。
战争快收场时，戴高乐上尉开始对自己做出评价。结果不太乐观。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这场罕见的最伟大的军事冒险中，他错过了不少机会。他在战场上是勇敢的，甚至有些莽撞，但却没有赫赫战功。1918年9月他从监狱给母亲写的信中，曾对此失望地叹息。他说要离开军队，因为他看不到战争所带来的变化，并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前途。
然而，作为战俘的几年也磨炼了他的品格，这些品格对他未来的生活将有深远影响。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机智，甘愿受罚而不抱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监狱的枯燥生活中，对战争的性质和领导人他也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在给难友们讲课中表现出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智慧与他日后的演讲和写作是相同的。人们怀着敬畏之情和浓厚的兴趣倾听他的演讲。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狱成了他的大学，他在那里学会了思考，深入地思考。圣西尔羽毛未丰的军官候补生，迪南桥上莽撞的排长，已成为过去。
波兰插曲
以极大兴趣密切注视这一切的军界显然已看到，戴高乐上尉受到法国元帅的特别保护。他进高级军校只是时间问题。1921年12月，戴高乐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出生了。他们只好搬到更宽敞的住所里去，离元帅和妮妮远了。这时还有进入高级军校的入学考试问题，但这两者均不构成严重障碍。虽然贝当由于婚姻状况而不能成为教父，但却对这位年轻人有种像叔伯式的态度。这位小伙子像他一样，也叫菲利浦，这当然纯属巧合。考试不是考查想象力和良好感觉，而是考纯粹的学术能力和记忆力。这对于耶稣会学校学生出身的戴高乐来说丝毫不成问题。
1922年5月2日第44届被高级军校录取的129位候选人名单公布了，上面自然有戴高乐的名字。如果从前人们有过怀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戴高乐被认为是法国军队头号掌权人的追随者，而且是最得意的门徒。这种关系持续了近6年，却将在痛苦中结束，最后酿成了悲剧。
贝当的小鸡
1922年，戴高乐被高级军校录取了。此时人们认定戴高乐是法军头号掌权人贝当元帅的追随者，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但在一个伟人的保护下并非只有幸福。戴高乐马上被他在高级军校的同学们视为贝当“宠爱的小鸡”。
在军校，戴高乐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坚持要纠正老师的错误。他还被认为不务正业，傲慢自负。1924年3月，在得到军校的毕业证书前，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对敌作战》，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这是他应当在高级军校学习的题目。无疑这是对军校权威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