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危机四伏。巴黎解放以来，令人欢欣鼓舞的8个月过去了，法国到处仍是暴力活动与忧伤的情绪。事实是人们只想填饱肚子并希望解放不久这个简单愿望就能实现。他们对重现法国的辉煌毫无兴趣。然而这恰恰却是戴高乐的愿望。他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他1944年8月的感激之情不能化作他在夏约宫演讲中称为“重振精神”的热情。在法国人民与他们的领导者相互隔膜的气氛中，戴高乐几乎更喜欢倾向于他最伟大的首要任务与不懈的追求—法国的国际地位。他的政治手腕与战时没有什么不同，依旧是尽其所能对盟国无礼，使其难堪，以至双方的关系处于一种让人恼火的彻底决裂的边缘，但并不超越这个界限。
将军之战争的结束
从盟国宏伟的军事战略角度看，1944年8月末巴黎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小花絮。实际上，应戴高乐的请求帮助他树立对“抵抗运动”的权威的两个美国师正途径巴黎，全副武装地开往前线。法国军队规模较小，艾森豪威尔与盟军参谋长们的想法是让他们休整一下。他们曾在意大利艰苦作战，部队士兵们比较疲劳，更重要的因素是尽管法国军队作战英勇，但他们不太适应英美的统帅机构指挥。换名话讲，他们多少是种累赘，最好留在原地，做好承担法国国内任务的准备。而且，一切现有的英美船只都在忙于补给他们自己国家的军队无暇替法军服务。
可想而知，所有这些都无法使戴高乐高兴起来。为挽回法国的声誉，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要达到这一目的，戴高乐采纳了实际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把抵抗部队并入正规军。有大约40万成年男子于1944年9月应征入伍，其中总共约10万训练有素的人被派去加入塔西尼的第一军团，尽管他们在战争中未必会发挥多大作用，但为维持法国的声望实属必要。他们的装备都是从德国人手中缴获的，还有些，用戴高乐自己的话说，是从盟国军需库设法“搞到的”。
对法军的参战，盟国虽然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不容忽视。这便引出了法国“临时政府”地位的问题。
在1944年9月的魅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艾登9月15日写道：“这是一次毫无希望的讨论。他们两人轮番对戴高乐进行长篇大论的斥责。但是丘吉尔又承认，‘他宁愿要一个戴高乐的法兰西，也不要一个共产党的法兰西’这是一个‘难得的让步’但却只是个小小的让步。四天后，罗斯福致信国务卿赫尔，说他‘同首相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都不同意立即予以承认，这个临时政府缺乏人民直接授予的权力……。’”
9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对意大利新政府予以承认。这件事除引起下院的异议，还引出两个问题。其一即是达夫·库珀已经以英国大使的身份于一个月前被派往巴黎。如果他将被派驻的政府并未被授命于他的政府所承认，那么显然存在诸多不便。而第二个问题则在10月5日《法兰西射手报》（抵抗运动主办的报刊之一）上最充分地表达出来。该报纸尖刻地挖苦道：“美国和英国已经承认意大利政府，这个好消息有利于这个新近成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罗马尼亚政府……也将得到承认……接下来将是保加利亚。我们希望有一天将是匈牙利……到最后胜利的时候，柏林、东京政府也将被承认……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英美盟邦同巴布亚人、霍屯督人和拉普人恢复正常关系了。谁知道在这之后，我们法国人还能不能最终被人瞥上一眼？”
下院支持不承认法国临时政府，这使安东尼·艾登非常尴尬。他在10月12日谈到与首相的分歧时写道：
关于法国问题我们又进行了多次争论，但收效甚微，如同水滴滴在顽石之上。”不过，水滴也能石穿。两天后，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信，建议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然而罗斯福依然不加采纳。正如卡多根在10月20日给艾登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大选的临近可能使总统踌躇不决，担心因此而陷入孤立。这或许是主要原因。”
总统当然也明白此事意味着什么。他不准备让英国推着走，抢在自己前头捞取政治资本。他指示国务院采取行动，于10月22日通知美国驻巴黎大使卡弗里于翌日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英国和俄国根本没有料到美国对法政策会突如其来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