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很多地方官员由于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曾发誓效忠贝当，因此不适于继续留任。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的人开始发表观点。《法兰西射手报》措辞强硬：“这不只是一个事关正文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尊严的问题。”该报对“经济通敌者”的谴责尤其强烈：“他们成了亿万富翁；买别墅、股票、钻石、毛皮和黄金……在饥饿黑暗的被占领的首都，他们在夜总会的帷幕后面大摆筵席……穿梭于新‘秩序’的主宰者、骗子、‘通敌’记者与盖世太保的姘头之间。”报界宣称整个审判过程拖沓缓慢，法院难胜此任。
然而，尽管步履艰难，整个司法系统已确实开始运转。在1944年至1945年冬天对亲纳粹分子所犯罪行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审判揭露了被占领期间可耻的卖国行径。在一桩著名案件中，法国盖世太保的两个头目—波尼和拉芬被判处极刑并枪决。纳粹作家斯瓦雷、夏克和可能不是纳粹但肯定是法国内奸的布拉斯拉克也被处死。贝劳德也被判死刑但戴高乐对其缓刑。
戴高乐对贝劳德缓期执行的决定，引起公众的广泛批评。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做出最后的裁决。在这一点，像过去一样，他表现得很果敢。尽管有人暗示堆到他眼前的案件之多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他拒绝将这令人头疼的工作推给别人。他承认工作之重使他无法入睡，送到他那里的死刑裁决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他改判缓刑。
每天傍晚，刑事案件的负责人莫里斯·帕坦总是把一堆文件送到戴高乐的办公室。他们总是在一起讨论，然后戴高乐总是把最棘手的案子带回他在内衣尔的家。这项工作非常累人，身体上，精神上都很疲劳，在此过程中他没有政治责任，他只对上帝负责对良知负责。
除了上述困难，1944年至1945年冬天临时政府内部还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从大方面来看，这次分裂。是由将军的秉性及其执政风格所引发的。这两点无论如何适应战争年代的要求，但在解放过程中，不仅惹恼了遭到忽视的抵抗运动组织的人员，而且同样使他自己的部长们感到不满。实事求是地讲，他工作的努力程度不比任何一个部长逊色。只要他不外出，便早早地离开家人，来到位于多米尼克街的办公室里，他下班回家也很晚，而且还经常加班，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在他办公室纪律非常严格。部长会议每一个星期召开两次。会议室是一间四壁未经任何装饰的房间，以免分散部长们的注意力。议程由会议秘书长若克斯精心安排。部长们必须做报告，而戴高乐会全神贯注地听取汇报并偶尔提出问题。然后做出某个决定，绝不容许争辩。因而，气氛既不诙谐也不友好。
到11月，在抵抗运动新闻界的支持下，共产党宣称新组成的公务员队伍中吸收了太多的维希分子，为此他们要从政府中分离出去。战时曾在狱中坚定支持戴高乐的人民阵线的两个老兵雷昂·布鲁姆和埃里奥尖锐地抨击了戴高乐实行的波拿巴主义。严冬依旧难熬，经济出现滑坡。
然而戴高乐的政府却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暂时的帮助。自1939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避难的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于11月回到了巴黎。多列士是个矢志不移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莫斯科路线忠贞不渝。在法国人眼中，他的罪名是逃兵。为此他的确曾被判处死刑。斯大林亲自建议戴高乐为他实行大赦。戴高乐采纳了这个建议，而且通过了与此有关的特殊令。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当多列士回到巴黎时，他告诉共产党领袖们不仅不应埋怨政府，反而应给予政府最热情的支持。共产党人大为惊讶感到难于接受。由于战争还未完全结束莫斯科自然不愿看到法国政坛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莫斯科暂时仍执行这种路线。但是潜在问题接连不断。对经济管理方式这一当前国内主要问题的争吵最终导致第一位部长辞职。国家经济部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战争年代曾是一名自由法国战斗机飞行员，经常从英国起飞作战。他从未参与过卡尔顿花园的任何密谋，也从未接近过戴高乐。但是作为1932年国民大会中最年轻的激进代表，他富于政治经验。人们认为他“才华横溢，但有点狂妄。”他矮小的身材、典型的犹太人特征同高大的天主教徒戴高乐将军形成鲜明的对比。
孟戴斯·弗朗斯认为法国经济需要实行一系列严格的货币政策。首先，他下定决心通过货币改革击垮黑市。他提议收回所有的纸币、硬币，冻结银行储蓄和外币，以备生产提高时使用。其他部长对此都不能接受。到1945年4月他们已经实在忍无可忍了。部长会议上的讨论冗长而刻薄，戴高乐显然已力不从心。最后，他们投票反对孟戴斯·弗朗斯，于是他被迫辞职。软弱而多愁善感的普莱文接替了他。黑市重新又猖獗起来，抗议与骚乱接连不断。看来解放后日子并不比被占领时期更好过；而只有一个人该受指责，那就是临时政府首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