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的情况则更加棘手。共产党人事实上控制了这座城市。戴高乐的官员黑布拉克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情共产党。然而戴高乐自有他的妙计。在提出他一贯的建议之前，他先从阿尔及尔调来一个团步兵。不过，他这次提议同以前的招安不同，其充满了敌意与蔑视。当马赛人举行游行时，游击队员敞着领口，步枪里插着花，拉着一辆德军装甲车，上面坐着些夏装不整的马赛姑娘。她们兴奋地尖叫，挥舞着旗帜。整个行程中戴高乐将军都闷闷不乐，嘴里咕哝着：“这简直是一场化妆舞会。”
里昂的情况简单些。然而将军发出的电文依然没有商量的余地，要么同意合并军队，要么锒铛入狱。电文本身又夹杂着将军只有在对付他的同胞时能够使用的傲慢与嘲弄。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戴高乐想坐在省长与他的专员中间。然而，却被安排在两个抵抗运动领袖中间。为此他很不高兴，席间竟然一言未发。
戴高乐将军于1944年11月初回到巴黎。他的威信已在获得解放的法国几个主要城镇上树立起来，但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已成功地征服了人数众多的贝当支持者，却得罪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也得罪了将军必须争取的一些人。他犯了老元帅永远不会犯的错误。
将军回来，部长们汇报给他的国内情况非常不景气。对此，《费加罗报》的编辑弗朗索瓦斯·莫里亚克在于卢森堡宫召开的第一次扩大的协商会议上做了最好的总结。莫里亚克提到1792年革命：“每个人都想要共和政体，但是没有人想要贫穷或道义。”人民想要知道的是食物从何而来以及他们怎样才能住上像样的房子。这是生活的两大方面。
法国不仅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同时也要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实际上，1944年夏末整个法国的政治气候都令人沮丧。经受敌军蹂躏后，国家需要恢复元气。即使戴高乐有回天之力，其过程也必将艰苦而漫长。除了粮食短缺、冬日难熬，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极其糟糕。甚至那些消极的抵抗者所遭受的种种苦楚现在都一股脑地发泄到通敌者的身上了。报复一旦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叛国者，尤其是亲纳粹的准军事警察大量遭处决。那些只不过向德国占领者表示过友好的妇女也被当众剃光了脑袋，涂上焦油游街示众。宿怨得以伸张，旧账得以清算。
德国人在占领法国后期表现得异常残忍，法国内奸则火上浇油，助纣为虐。根据戴高乐自己统计的数字，有6万名法国人被处死，另有15万人在德国集中营中死去或去承担服苦役的惩罚。有15万名抵抗组织的男女被维希法庭当作卖国贼处死。“试图用海绵擦去罄竹难书的罪行和对正义的亵渎只能给这个国家留下永远感染其肌体的大毒瘤。正义必须伸张而且已经得以伸张。”也许事情应当是这样。然而无论是从被法国人草率处死的4万甚或更多的法国生命，还是从法国几乎每个团体中燃起的仇恨来说，代价都是惨重的。
解放以后席卷法国的复仇浪潮慢慢得以控制。依据1943年的一项阿尔及尔条令建立的紧急临时法庭开始运作。但是整个过程拖拖拉拉，捉摸不定，而且又很难找到辩方证人。在阿尔及尔对皮埃尔·皮修的审判与处决似乎是对在法国大规模搜捕维希分子和法奸的正式认可。临时政府的首脑对此则保持沉默。
然而，回到巴黎时，戴高乐意识到尽管任何运动都难免过火，但是如果不让盟国看到法律和秩序得以维持，盟国很可能干涉，以制止事态可能发展成内战的危险。无论他自己怎样想，从政治角度而言，呼吁法国人民切实停止过激行为实属必要。但要让运动刹车，并不容易，而且事实上要经常克服重重困难并耗费大量时间。但是，从那时起，法律和程序开始确立起来。不论战后法庭存在怎样的不足，它毕竟保证了对司法秩序的控制权。
当时至少还没有一套完备的可以依据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运作法律程序，而胡作非为的抵抗运动分子动辄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大肆逮捕通敌嫌疑分子。好在这场活动终于被制止了。11月28日，法院开始着手审理“叛国”和“通敌”罪行，专门的部门委员会也已组成，处理占领期间“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12月27日，专门审理维希政府部长的高级法庭正式成立。
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能够顺利而高效地运行。首先，律师非常缺乏，而案件却多不胜计，整个系统难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