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约宫的讲演并不只是一番官话。它标志着一个骇人的行动计划的开始。政府已开始将煤炭、煤气、电力、银行、保险公司及雷诺和贝利耶两大公司收归国有，将建立起一整套家庭补贴，失业救济及医疗津贴系统；雇员有权力参与企业管理将重新组织公务员系统并成立了一所国家管理学校。尽管戴高乐隐退时，计划的大部分还有待于完善，但他的临时政府无疑做了不少基础工作。一个受耶稣会学校教育的总统使他的国家——法国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人惊奇。
1944年秋，问题愈加严重。在巴黎，尽管形势至少看上去还算稳定，但还远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公共交通中断，直到9月11日铁路上的第一批火车才开始运行。食物短缺而黑市交易猖獗。解放带来的兴奋很快为生活上的困难引来的不满所替代。
然而，戴高乐对国家的困境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他觉得他现在可以搬入内衣尔的新居了。新居位于巴黎西部一处消闲的地方，他认为很适合作他的新府第。从这幢坐落在运动场的房子里可以俯瞰德布劳涅林园。他兑现了向妻子做出的许诺。帕莱夫斯基用很多工艺品，其中大部分是国家财产把这座房子装饰得富丽堂皇。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一向避免以权谋私的戴高乐曾有过疑虑，但最终却未置可否。自1940年6月疯狂逃亡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定居在法国，呼吸法国的空气。尽管房子并不完全合乎伊冯娜的品味，但是戴高乐与他的妻子女儿终于团聚了。伊冯娜对朋友吐露：“这比我所希望的还要好。”
尽管巴黎现表面上很稳定，抵抗运动领导权被取消，新政府已经建立，将军的家也安顿下来，但法国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当时除大西洋沿岸港口有一些德国卫戍部队残余外，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一线以西的疆土内都没有敌军，其处于当地抵抗运动组织的控制下。这些抵抗运动的部队大部分是由共产党人组成或领导。他们把那些临时政府派出的以戴高乐的名义接管那些地区的“共和国专员”根本不放在眼里。实际上，倘若不是这些当地部队内部存在着分歧与猜忌；倘若不是莫斯科对法国共产党所下的在和平到来前不得制造事端的总指示，同盟国与戴高乐极力避免的内战早就零星地打响了。
因此，如果必须重演贝当的角色以加强民族团结，如果反对派系纷争以昭示军纪，抵制无政府暴动，那么，戴高乐必须做好准备在更为广阔的法国疆土上加大个人的魅力。像贝当在1940年那样，戴高乐的力量在于他对法国外省人民直接而深刻的吸引力。是他并且只有他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和平与安宁。于是他在全国各地频频露面，利用媒体广做宣传，并直接模仿贝当主义者的方式，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到处散发他本人经过修饰的照片。很快，千家万户的壁炉上，贝当的画像为将军所替代。
宣传问题固然重要，但仅靠宣传是不行的。面对真正棘手而紧迫的问题，戴高乐表现出他的果断与无情。比如，图卢兹贝尔托专员面对一个很可能模仿1917年的彼得堡而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它在26岁的拉维纳尔上校领导之下。拉维纳尔上校的指挥权与军衔都是柯宁希将军在“霸王行动”开始前不久确认的。而一个名为“希拉里上校”的英国特工的存在使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他一直与图卢兹地下组织过从甚密，目前正统率一支由6000名西班牙共和派分子组成的军队。他们主张要么在法国成立共产党政府，要么打过西班牙边界，夺取巴塞罗纳。现在看，这些人纯属心血来潮，荒谬透顶。戴高乐刚刚赶到图卢兹，希拉里上校便在24小时内收拾起行李乘一架飞机匆忙飞回英国。拉维纳尔被简单告知说：“抵抗运动的作用已经完成……至于法国国内武装力量，那些愿意继续从军的人一接到必要的命令就应加入到战斗部队中去。”拉维纳尔曾经以大无畏的勇气与德国占领者英勇斗争两年之久。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图卢兹人却对戴高乐的支持十分热情，他们坚定地同戴高乐站在一起。
类似的情况在波尔多重演。当地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无心妥协。他们在由德军精锐部队控制的纪龙德河口地区力量较强而在以赖伐尔的朋友、波尔多市长马尔凯为首的通敌派别势力强大的地区，他们的力量较弱。戴高乐采取的还是老办法。他的建议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接受，他们则将被合并到部队中去。若是拒绝，等待他们的是监狱。最后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戴高乐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