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了巴黎。“我立刻去拜访戴高乐将军。”艾森豪威尔战后说道：“我有意这样做，以给他这个法国临时总统以事实上的承认。”戴高乐要求美国派两个师帮助他在巴黎树立权威，还要求美国为即将编入法国军队的抵抗运动的下级官兵们提供制服。艾森豪威尔注意到，这不仅是戴高乐第一次向盟军要求援助以支持他自己的权威地位，而且是在法国本土上寻求外来援助。“我理解戴高乐的困难。”并答应了他的请求。
得到美国的武装支持，戴高乐将军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次日清晨，他把抵抗运动军事首领与全体参谋军官都召到他的办公室。他让军官们在前厅站成一排，自己则趾高气扬地走进来，边走边说：“这里有这么多上校。”然后他依次握手，并问道：“你是干哪一行的？”听到“机械师”的回答，戴高乐便言简意赅地说：“那么，你必须回到工厂去。”听到“教师”的回答，他便说：“回学校去”。皮埃尔·维荣，这个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领导人被惹恼了。当他们离开时，他的一个副官对他说：“我知道人总难免忘恩负义，但是达到他这种程度却是我所不能想像的。”这显然是他第一次领教将军全力施展他那难以对付的心理武器。
下午是全国委员会的政治领袖命运的转折点。他们被告知法国国内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部被解散，国内武装力量被并入军队。他们强烈批评这一做法，认为士气会就此垮掉，然而戴高乐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第二天早晨在另一次会议中，人们仍在争论不休。这个时候，戴高乐与布莱德利将军已站在检阅台上检阅艾森豪威尔派来的两个美国师列队游行穿过巴黎。抵抗运动领袖们意识到游戏已经结束了。他们斗不过戴高乐和美国人。况且，两个最有影响的人物比得尔和维荣被拉进戴高乐新政府中。从那时起，抵抗运动作为集中而又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已经解体。但是尽管有美国显而易见的支持，戴高乐仍须在他的新政府中为全国委员会中的其余人员保留位置。他如果想要将全国委员会全部排除在他的政府之外，则必须直面共产党的挑战，冒着将国家引向内战深渊的危险。即便有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要想战胜共产党也不太可能。
下一步即是成立他的新的临时政府。此事并不容易。他的性格决定他想要成立一个同自己观点相同，反映自己意志的部长会议。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在当时根本办不到，他不得不迎合某些集团的利益，其中首当其冲共产党。经过再三考虑，最后戴高乐请当时仍在莫斯科的莫里斯·多列士驻法国代表雅克·杜克洛提议一个人选代替拒绝加入戴高乐政府的维荣。这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但对于向来果断专行的将军却感到很为难很不自在。
尽管部长名单直到1944年9月9日才最后敲定，但9月5日那天，将军宣告代表“民族团结”精神的政府成立了。虽然直到最后还存在着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疑虑，但最后的文本或许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得尔负责外交事务。其他抵抗运动比较活跃的成员如弗朗索瓦斯·得·芒东、泰让和夏尔·蒂龙也包括在内。政府内有两名共产党人、一个就是夏尔·蒂龙，皮埃尔·孟戴斯掌管财政。政府的其他人员自阿尔及尔时代以来便是将军的部下，包括迪特海姆、普莱文、卡特鲁或者旧党派的代表。总之，应该说这些人照顾到方方面面，已足以把法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但是它当然不合乎戴高乐的个人意愿。然而将军自己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套做法不仅通过正当程序重新确认了政党政治，而且使其成为战后法国整个政治进程的中心环节。
新政府成立后，新的首脑应该确定总的政策方向，尤其应对他的三个首要任务即政府之权威、法国之国际地位以及法国之经济状况做出解释。9月12日戴高乐在夏约宫一个民众集会上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演讲。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曾遭到戴高乐的无礼待遇，这次集会却是由抵抗运动的全国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尽管这次演讲的内容与1942年他为争取支持而游说抵抗运动领袖而做的演讲内容相似，他仍觉得做这样一次演讲不容易，四天里的大半时间他都用于起草讲稿。
在演讲的开始，将军开门见山，主张司法系统，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服从于国家权威。他坚持认为法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应该在大国中享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戴高乐主义。但是他下面的观点却让人感到惊讶。他宣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众利益，致富财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以人民全体利益而不是某些人的小集团利益为出发点。私人垄断资本则必须永远地被废除，尽管它曾对国计民生和国家政策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所有法国的男人和女人都有在安全与尊严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和抚养子女的权利。这虽然不叫做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同社会主义已是五十步笑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