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必须大权在握
自从1940年6月以来，戴高乐自愿承担起了维护不可战胜的法国的荣誉及向停战协定的耻辱挑战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的奋斗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失败或遭排挤的危险。然而他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毫无疑问，他现在注定要成为法国的政府首脑。
形势的发展首先提出了三项明确的任务。其一，要树立政府的权威。经过敌人四年的占领，现在全国正处于解放时期不可避免的混乱之中。其二，要结束战争，为战后法国赢得传统的大国地位。至少在将军眼里，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其三，重建经济基础，以实现法国的战后繁荣。
第一与第三个任务是以取得和平为目的的。尽管戴高乐在战争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就没有在和平时期的政府中任职的经历。他只在1940年6月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的日子里当过几天部长。他对经济和大众福利问题这些现代和平时期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个外行，或者说不感兴趣。的确，他曾是设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首脑，但该组织充其量是个失去了宗主国本土的殖民地政府，而最糟糕的时候不过是个鱼龙混杂的团体。这些人不是凭能力及政治天赋而是完全靠他们的忠诚被选入团体的。而今，他面临的任务是去管理一个真正国家的真正政府。
1944年8月戴高乐所面临的问题一大堆。战争仍在法国本土继续，硝烟尚未散去。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人民刚刚开始面对摆脱四年残暴统治的现实。戴高乐本人也只是在做一次同盟国最高指挥部允许的短期访问。他所领导的政府只是临时性的。即便如此，也没有为最强大的盟国如英、美、苏所承认。与臭名远扬的第三共和国不同，政府根本没有一部指导人民的宪法。临时政府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至今为止，所有努力的唯一目标便是把国家从敌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然而，比之这些实际困难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这位新的政府首脑，受制于环境，在过去整整四年的流亡生涯中同广大同胞断绝了联系。他未能与国民分担抵抗运动的风风雨雨，未能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战斗友谊；也没能与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和随之而来的对和平的渴望。他所有关于被占领土人民情况的情报都是第二手资料。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即使是头脑睿智，资历颇深的政治家要想发现潜藏于这一时期的暗流也并不容易。更何况戴高乐实际上并不喜欢他的同胞。在他的眼中，他们有过太多的失败，这与他心目中法国的伟大与辉煌并不相称。这就难怪经验不足或天生缺乏适应和平时期各种政治因素的能力使他易犯错误并在一定时期导致失败。
政府权威很快得以建立，尽管戴高乐的施政手段使他误入一个奇怪的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公平地说，许多人也同样认为，共产主义阴谋正直接威胁着他们的政府。戴高乐天生仇视共产主义，他在耶稣会学校受到的教育也使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就是无神论者，因而本质上是邪恶的。但是为挫败共产党的威胁——如果这种威胁并非只是想像，而确实存在，那么他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极具危险的策略。
这个策略实质上十分简单，即让正式的共产党人也加入政府，并窃取他们的政策与主张以使其少生事端。同时镇压抵抗运动，把游击队编入正规军。具有政府首脑和军人双重身份的戴高乐不能容忍抵抗组织的军队继续与法国的正规军并存。此外，他认为抵抗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党控制。为挫败有莫斯科做靠山的抵抗运动，他必须确保盟国的全力支持，并要借助于曾在贝当元帅那里求得庇护的大多数顺民的拥护。
对此一位批评戴高乐的人以“不屈服者”的化名这样写道：“如果政府想扼杀抵抗运动，它可以按照早就准备好的政策逻辑，打出‘民族’而非‘抵抗’的旗号。换句话说，在对内政策上，它完全可以担当起贝当政府的角色……。政府中多数人私下的愿望就是继承他的衣钵……。这样的政策会从思维正常的人那里获得大量的支持。”形势的发展使富有反抗精神的将军不得不遗弃那些帮助他上台的人，从而扮演了失败主义者贝当元帅的角色，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对戴高乐将军来说，请求盟国在他处理法国内部事务过程中给予支持并非易事。他以前从不这样。相反，他一直在不懈斗争以将其拒之门外。以后将军在回忆录中从未提过这段插曲。当时，他对抵抗运动领导下的共产党武装夺权的恐惧非常深，而他统管政权的能力又非常弱，这使他不得不破例放下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