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在大约下午3点钟离开朗布耶城堡，驱车向东，穿过南郊，在隆朱莫北转，沿着南部现代化高速公路，在意大利门驶入巴黎。所有这一切都并非随兴所至，而是经过精心构思与策划的。大批大批的人流在翘首等待他的到来。将军愈接近巴黎，人群便愈加激动，而且试图拦他的车子。在他到达意大利门的时候，他几乎不得不停车。
勒克莱尔在豪特帕纳斯车站亲自恭候戴高乐。戴高乐很熟悉这一地区。在沃吉拉尔街的拐角处便是耶稣会学校。而斯塔尼斯拉斯学校离蒙特帕纳斯不过一箭之地。40年前，年少的夏尔生活在这里，那时他对巴黎的这个角落的熟悉超过了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此外，从这里到高级军事学校也不过几分钟的路。
下车后，他便与沙邦·戴尔马和唐居易上校一一握手。沙邦·戴尔马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军事代表，而唐居易上校则是一个激进的共产党人，被人们简称为
一号’，是巴黎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是德国投降书的连署人。大家互致问候，相互祝贺。戴高乐还得以见到临时调往第二装甲师的他的儿子菲利浦。下午5点左右，他离开了蒙特帕纳斯车站，前往位于圣多米尼克路紧邻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国防部的办公室。通常他本可一直驶到蒙特帕纳斯大道，然后穿过塞夫勒街，到达残老军人院大道，但在圣弗朗西斯·格扎维埃教堂—他学生时代所在教区的教堂—附近仍有小规模的战斗，所以他走了相对狭窄的瓦诺街。他坐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虽然离开已有4年多了，但屋子里的一切陈设都还是老样子。连电话登记簿上的人名也都是在1940年记下的。物是星移，戴高乐感慨不已。
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设在巴黎的分会以及领导了起义的巴黎解放委员会，认为将军此次入城过于柔情与感伤，对此他们十分不满。
在会见抵抗运动领导人之前，戴高乐想确切了解巴黎警察是否站在他的一边。他很清楚巴黎解放委员会的马汉，是个共产党人。
他本无需如此多虑，但他向来如此。随后他从警署步行，穿过庞杂的人群，来到市政府大厦，受到了比得尔和马汉最热烈的欢迎。但是这样一种气氛使他感到局促不安。这次他发表了即席演说，讲演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以猜疑的目光环视四周的人群。他的头随着目光左右摆动。当讲到“永恒的”法国时，他头部后仰，双眼紧闭，沉醉其中。在讲演接近尾声之际，他突然以一连串迅速有力的手势来向人们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解放的获得是法国人全体努力的结果。这是一次阐述戴高乐主义的最具启发性的演讲，也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演讲。今天在银幕中重睹此景，仍让人心潮起伏。
比得尔情绪更是热烈难止，他要求戴高乐在此“宣布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句回响革命法国之声的话语。但戴高乐打断了他的话：“共和国从未停止过存在，我为什么要宣布它的成立呢？”一小时后，戴到了国防部的办公室。
第二天，1944年8月26日，在巴黎举行了史无前例的盛大游行。从军事上讲，此举愚蠢而又冒险。城里到处都埋伏着德军狙击手，德军后卫部队就在巴黎之东，德军47师正从北面向巴黎逼近。在布尔热的停机场上有德军90架轰炸机正待命攻击。但戴高乐依旧宣布进行解放游行。整个早晨，广播反复播送了这一通告。巴黎人纷纷响应号召，100万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
午后，游行开始。起点在星街。戴高乐将军在他亲密战友们的簇拥下，在无名烈士墓前静默致哀。此后，游行队伍经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巴黎圣母院。由于危险还存在，将军告诉比得尔，不要紧跟着他走，而要保持几步的距离。他一路走，一路挥舞着手臂，以回敬人群的欢呼。他的动作短促有力，看上去好像是在扔什么东西。在公众面前，他脸上挂着微笑，这种微笑在他一生并不多见。
游行队伍穿过狂热的人群，经过大王宫和克莱蒙梭像，到市政府大厦，再从那里行进到巴黎圣母院。当将军颀长的身躯穿过人群时，人们纷纷退后让出通路，齐声高呼戴高乐的名字，并聚在他的身后随他前行。在黎沃里大街，将军上了轿车，驶完剩下的路段，抵达大教堂。即便那时危险也依旧存在。“路上常有德军狙击手放冷枪。而且据说有一个德军狙击手曾发现戴高乐进入了他的射程。但狙击手自己也很清楚，如果他疯狂地扣动了扳机，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厄运。人们群情激奋，情绪热烈如一团火。戴高乐下了轿车，徐徐步行至西门。刚进教堂，中殿顶上便有人放了几枪。聚集的人群纷纷躲到椅子底下去躲避子弹；戴高乐却镇静自若，纹丝未动。尽管出于安全考虑，人们认为仪式过程愈简短愈好，并因此将“大感恩赞”推迟到他日，但将军在整个宗教仪式过程中仍旧从容不迫，并和大家一起热情颂唱“圣母玛丽亚赞”。“伟大的他使我强大，他的名字是神圣。”这句歌词在此时此地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