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的第一年，戴高乐过得并不愉快。他聪颖、腼腆，身高6英尺5英寸，自然成了战友们开下流玩笑的对象。他们取笑他，殴打他，常常使他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在这位过分讲究的耶稣会学校毕业人面前大讲淫秽下流的大兵语言。
1910年10月14日，年轻的士官生夏尔·戴高乐冒着大雨步入了圣西尔军校，这是一所专门培训法国军队中有抱负的高级军官的特种兵军校。来校前，戴高乐认为自己来到了避难所，然而他在阿拉斯所经受的痛苦和欺凌在圣西尔并没有结束。他身体上的特点被在士官生中很常见的光头衬托得更明显，鼻子和耳朵显得更加突出。大家给他取了不雅的绰号“大芦笋”、“土耳其公鸡”，让他躺下用“西瓜公里”量院子的宽度，也就是说用他的身体的长度测量。
在圣西尔，早晨5：30起床，6：00吃早饭；然后学习到7:00，再练两个小时体操，击剑和马术。接着又是学习，直到吃午饭，下午学军事课到4：30，然后自习到7:30。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9:00点名，10:00熄灯就寝。像在沃吉拉尔耶稣会学校一样，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1912年9月，戴高乐以少尉的军衔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所修课程除了步枪、射击、马术和击剑外均为良好。他的步枪射击糟透了，但他的总成绩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尤其是实际野战工事，“品德教育”和“对疲劳的忍耐力”方面他表现非常突出。他最后的成绩虽不是优秀，但对于他所选择的希望被分派去的团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尽管他生长在北方，尽管他与他们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他仍决定回到他曾当过步兵的第33团，做一名已被任命的军官。
戴高乐之所以回到阿拉斯可能是由于该团新任指挥官菲利普·贝当的原因。贝当曾在高级军校——当时的参谋学校做过教官。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绝不是个贵族。作为一名杰出的教官，贝当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如此，他还以坚持己见而驰名。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主动出击，而是谁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当时的高级指挥官十分重视他的这一观点。
贝当那时56岁，在这个年龄通常该退下去了。但他仍精力充沛，严峻的脸上一双蓝眼睛，目光锐利，头发稀疏，剪得很短，看上去魅力十足。在阿拉斯的施拉姆营房里，他和新来的少尉简短地互相问候，说欢迎他到“陆军”来，似乎他早期军事生涯所经历的一切在严格意义上都与组建陆军无关。
戴高乐少尉被委派负责指挥一个排士兵。他从前和他们一样。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疲惫而且郁闷。他立刻开始给士兵们上课，讲责任和义务。这是一名新任排长通常所要讲的内容，也产生了通常所产生的枯燥。不同于当时以及现在的许多排长的是，这位排长研究并记住了每个士兵的生活细节，多得连士兵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对抗演习”。其目的不易查明，只像是要让年轻人有事可做。当然，这里不存在保密问题。在1913年的对抗演习中，出了一次严重的伤亡事故。德国使馆武官冯·温特费尔德上校的车在观察演习途中翻下路面。这种舞台式的表演如何能训练参加者，使他们在战争一旦爆发时表现得更好，同样不甚明了。它是确定下来的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不宜公开讨论。
1913年秋季演习的高潮在西南部图卢兹附近平坦的农村展开。它实际上是整个法国军队参加的模拟战争。人们认为演习在那里举行旨在把德国事件所引起的愤怒降低到最小程度。整个演习展现出全面战争的威武与壮观，裁判不断宣布整个排被消灭、整个机枪阵地被炸飞。演习搞得这样好，连德国皇帝也感到很高兴，并给法国总统写了封长信。实际上，仅在几个小时后，他告诉正在柏林访问的比利时国王，他对法国人感到厌烦，决心“以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干掉他们。这令人不安的消息最终传到了巴黎，至少法国政府意识到欧洲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舆论自然不再是和平主义的了。到1910年，德雷富斯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逐渐消失，强烈而鲜明的被称为新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又抬起头来。激进分子对政府感到失望，他们要通过确认爱国主义甚至战争情绪的价值来拯救自己的命运。1911年，一位激进派代表甚至说，“当枪炮开始讲话时，政治家最好保持沉默。”摩洛哥一系列的危机使政治气温持续升高。同年，59岁的若弗尔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一迹象表明需要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