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赫尔不利的是，米瑟利耶的船上碰巧有一位记者。他撰写了一系列报道，详细描述了这次英雄主义行动。这些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报道的感伤情调深深打动了美国人，使他们回想起自己“荒凉的西部”歌谣。不管什么原因，他们为“自由法国”的精神所感动。国务卿对这些自由勇士们的斥责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后来几天中，赫尔收到大量来信，多数写着“给所谓的国务卿”或“给所谓的国务院”。他竭力解释他的
所谓的”指的是船只而不是“自由法国”，但一切无济于事。
赫尔没有被吓例。他急切地询问加拿大将如何采取行动。对方回答并不积极。麦肯齐·金首相不为所动。他暗示说，加拿大人对“自由法国”的成功感到欣喜。赫尔又缠住丘吉尔让他命令戴高乐从岛上撤军。丘吉尔并不热心，他清楚地知道那样做至少会导致同戴高乐的激烈争执，而且很可能引起英法关系的破裂。这正是他绝对不想发生的。实际上戴高乐已赢得了美国公众与英国公众的支持。
戴高乐将军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给丘吉尔写了封私人信件，非常合乎情理地指出，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挫伤了法国的士气。他说“我看这不是一件好事，在战争期间，奖章不应颁发给那些耻辱的使徒。”他完全掌握了激怒丘吉尔的方法。丘吉尔对耻辱极其敏感，无论它在哪里发生。
这番话促使丘吉尔在加拿大议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中竭力替“自由法国”和戴高乐辩解。他热情洋溢地说：“他们被维希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的名字在曾经充满欢乐和微笑着的法国大地上，在百分之九十的法国人民心中越来越受到尊敬。”戴高乐对此当然感到高兴。
但是赫尔仍不罢休。他以辞职相要挟，促使总统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也许是担心赫尔辞职，可能是对这件事不胜其烦。罗斯福给仍在北美的丘吉尔施加压力，敦促他采取行动。于是丘吉尔与戴高乐之间开始了长时间的商谈，艾登在伦敦做中间人。丘吉尔告诉艾登“自由法国”必须离开群岛，他写道：“你把话说得多么动听都可以，只要让戴高乐接受。”戴高乐马上想出了对策：正式撤退可以，但是协议中必须有一项秘密条款，保留米瑟利耶在磋商委员会中的作用。这让丘吉尔难于接受，他说艾登令人惋惜地输给了戴高乐。
丘吉尔回到伦敦后，把戴高乐叫到唐宁街，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丘吉尔指责戴高乐违背诺言，不顾及盟国的利益，以及其他种种不妥之处。他要求对方做出解释。而戴高乐无心解释，实际上也没有解释。除了对丘吉尔放在他面前的和解公报的内容提一两个问题外，戴高乐一直一言不发。丘吉尔感到十分惊讶。戴高乐站起来，有礼貌地请求离去，然后微微一鞠躬，没说什么就走了。戴高乐的表现让丘吉尔非常满意，喜气洋洋地对罗伯茨说：“他做得棒极了，连我也做不到那么得体。
正如戴高乐所写的那样，这最终实质上是给科德尔·赫尔和国务院留个面子的问题。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尔后，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和解公报中提到组成一个不包括米瑟利耶和维希官员的磋商委员会，也提到“自由法国”船只撤离。赫尔暂时不再追究，但他不会忘记这件事，也不会让人当傻瓜。无论对这件事怎么看，罗斯福也不愿看到他的国务卿被人愚弄。为这事付出的代价将来会更高。
1942年2月28日，当时的英雄，海军上将米瑟利耶回到伦敦，戴高乐将军亲自到海斯顿飞机场迎接。戴高乐在表示祝贺时提议让米瑟利耶完成另一次冒险，解放马达加斯加。戴高乐又说希望他除掉穆莱克。穆莱克曾参与“萨沃伊阴谋”，众所周知，他是米瑟利耶最亲密的同事。
圣皮埃尔与密克隆群岛的征服者当然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3月3日，他来到卡尔顿花园的民族委员会会场，宣布辞职，举座震惊。他还告诉大家，德让向英国保证未经他们同意圣皮埃尔与密克隆群岛行动不得进行，而戴高乐向他隐瞒了这一真相，他还拿出备忘录来证明这一点。最后，发出了“辞职”与带走“他的”舰队的恫吓。
这是第三次米瑟利耶危机。前两次危机的宿将艾登、卡多根和英国海军部，这次又准备乘机给戴高乐制造麻烦。3月5日，戴高乐任命菲利浦·奥布瓦诺接替米瑟利耶。次日，英国战时内阁开会，决定保留米瑟利耶“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之职，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同意，他们就自己采取必要行动。艾登召来戴高乐，告知他战时内阁的决定。不出所料，会见不欢而散。戴高乐是块不吃软的硬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