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内务专员比约特和迪耶特尔姆决定一切照常，若无其事。他们以戴高乐的名义继续颁布命令。戴高乐躺在家里，由妻子和一、两名“自由法国”人照料，谁也不清楚他能不能康复。
幸运的是，比约特听说法国最好的医生之一，曾任雷诺私人医生的安德烈·利舍维茨大夫来到了伦敦。他们马上找到利舍维茨，请他来给戴高乐看病。病人“面色苍白，全身乏力，几乎处于昏迷状态。”经过半个小时的检查，利舍维茨断定他患的是恶性疟疾。因缺乏锻炼，吸烟过度和精神太紧张使病情恶化。医生又说，鉴于他身体强壮，会好起来的。
戴高乐恢复得很快，但身体毕竟还很虚弱。5月中旬，他推迟了去非洲的计划，也许是因为丘吉尔不愿让他去。1942年6月初，他脑子里又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认为英国人准备远征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因此他和他的总部要搬到莫斯科去，和英国人断绝来往。这太古怪了，与健康的戴高乐判若两人。
获悉“自由法国”军队在西部沙漠军事行动中获胜的消息，戴高乐的健康和精神状况大有好转。5月26日，隆梅尔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叙利亚的攻势，奥金莱克的防线垮了。为避免部队被包围，英国第八军军长里奇将军命令一支“自由法国”轻型部队，由柯尼希指挥，占领比尔哈希姆，守住南翼，需要牵制隆梅尔至少一周时间。
柯尼希的部队被三倍于自己的敌人包围了14天。其间德国人不断要求他们投降。6月11日夜他们开始突围。部队损失了四分之一，柯尼希率领剩余人马与前来接应他们的英国运输纵队会合，“自由法国”完成任务非常出色。
比尔哈希姆的消息传出后，英国新闻界为之欢呼。
自由法国”第一次面对强大的敌人，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成功地牵制了他们。人们忘记了达喀尔的失败，他们又成了英雄。从1940年6月来到英国之后，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心情舒畅。突围前一天，他给柯尼希打电报说：“你是法国的骄傲。”当布鲁克将军派来的信使告知他柯尼希和他的队伍安然无恙时，他谢过信使，便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痛哭流涕。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8月7日将军到达埃及的开罗。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丘吉尔也在那里。两人一同共进午餐。丘吉尔要去莫斯科，中途想“调查研究”他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争吵。卡特鲁已于1941年9月宣布叙利亚“独立”，11月宣布黎巴嫩“独立”。可现在，遵照戴高乐的指示，卡特鲁又出尔反尔，宣告委托管理尚未结束，依照法令他将继续实施统治，不举行选举。黎巴嫩、叙利亚的政治家们异常愤怒，纷纷向斯皮尔斯和新任驻开罗国务大臣，澳大利亚人理查德·凯西发出呼吁。这两人在戴高乐到来之前向卡特鲁施加压力，后又向戴高乐本人施加压力，要他组织大选，使两个国家真正独立。谁也没想吵架，但还是吵得不可开交。
次日，戴高乐和凯西发生争执。将军指责他“企图把法国从叙利亚和黎巴嫩赶出去，”同时列举了他的许多其它错误。凯西回答说英国对黎凡特没有任何野心。最后，事情在一场大喊大叫的“叫喊比赛”中告终，戴高乐讲法语，凯西讲英语。
对戴高乐来说，事情远非就此了结，他对待阿勒颇的英国代表“无比地粗鲁”，警告他“不要干涉法国的事务。”他在和美国驻大马士革代表威廉·格温会面时申斥英国人，说他要和他们打一仗。他还告诉凯西说，既然现今黎凡特的法军比英军人数多，指挥权自然由法国人来控制。
像前一年一样，戴高乐对黎凡特的情绪和举止患上了最疯狂的恐英症。又像1941年那样，戴高乐的伦敦同事们都很紧张，又提出有关黎凡特的轻率主张，对此戴高乐予以猛烈地批评。他写道：“在黎凡特问题上我对英国政府采取的态度是唯一符合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使命的态度……我的意思是非洲事务专员在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他肩负着使命，需要维护法兰西的尊严……假如你觉得无力承担，你有责任告诉我。”
戴高乐的信念始终坚定如一，他认为法国的国外领地，无论是直接统治的还是委托管理的，都是法国完整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法国势力排挤出去的行动都是对法国主权的侵犯。斯皮尔斯支持当地民族主义政治家们的大选要求，就等于发动了这样的攻势。争论的根源在于卡特鲁的独立保证，当时这种保证并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是使黎凡特归属“自由法国”而不是维希的权宜之计，当当地政治家们在斯皮尔斯的支持下要求兑现诺言时，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英国曾同意这项保证，结果使自己陷入尴尬处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