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3日，奥尔布赖特呈交给克林顿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她具体地分析了国家在波斯尼亚的利害关系，坚持认为武力是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还强调要用宏观的政治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题为“为什么美国要身先士卒”的备忘录中，奥尔布赖特执意主张，政府应重新审视以前一贯认为欧洲比美国更应该解决波斯尼亚问题的这一观点。随意应付不是个办法，如果总统不能解决波斯尼亚问题，会影响整个任期的政绩，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再把波斯尼亚当成一个小孩子，克林顿应该认识到不管是否公平，美国对外政策如何就要看它能否在巴尔干取得胜利，对波斯尼亚的任何战略都必须考虑这一痛心的事实。她写道：“我们让塞族人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才能取得成功。所以我们应动用军事力量迫使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来商议合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克林顿是在周末读的备忘录，印象十分深刻。周一在白宫召开外交政策小组成员会议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他很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备忘录。“她备忘录中所有的提议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我同意她的这份文件。”
在国内政策方面，克林顿立脚稳固，所以他总想在对外政策方面做些尝试。奥尔布赖特的主张，被彻底理解并被总统采纳则又花了约两年之久的时间。199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塞族军事目标进行了为期3周的空袭。当轰炸有了效果，当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出现在俄亥俄代顿的谈判桌前时，奥尔布赖特唇枪舌剑向鲍威尔发起了进攻。“我知道这些事情是有理有据的。”她说：“一位普通妇女同一位西方英雄人物闹分歧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现在他也许想重写那一页吧。”
总统的看法更长远：“不是惟独有她主张采用武力手段，但她早就主张如此。”1998年3月他这样说。“她从一开始就坚决要对波斯尼亚这样做。她迫切要求，拼力主张，而且要求的方法很得体，她始终如此，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雷克说，他当时不同意奥尔布赖特建议美国“只管去炸了他们”。是因为他在寻找一种更集中、更明确的使用武力的方法，他也在寻找恰当的时机。与其他人不同，奥尔布赖特所处的位置很让人羡慕，她能够明确、有力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用对行动的后果担责任。她只是个倡议者，而其他在座的却都是军事官员，两者的不同之处是相当重要的。
奥尔布赖特与雷克的交往时间应算是很长了。1972年，雷克与奥尔布赖特认识，当时他是埃德马斯基的外交政策顾问，与只是一名志愿者的奥尔布赖特交往甚少。在卡特任职期间，他才多多少少对她有点了解。当时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在国防大楼负责政策规划。雷克为杜卡基斯做咨询工作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是杜卡基斯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当克林顿竞选总统时，雷克和桑迪伯格所做的工作相当当时奥尔布赖特为杜卡基斯所做的。
雷克易怒，奥尔布赖特曾宽容过他一段时间。但当她变得自信以后，让雷克知道她的想法，方法上就不太含蓄了。有一次，身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雷克去了纽约与外国高级官员会面，由于大意没能通知奥尔布赖特，当她得知雷克在纽约而且没有向她通报时，她气愤极了。当着助手们的面就严厉地斥责雷克，这使雷克十分生气，他要求在办公室见她。之后他们消除了分歧，俩人挽着胳膊出现在工作人员面前，以示他们已合好。
奥尔布赖特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华盛顿，这种特殊的癖好使得联合国的同僚们备感失望。让他们感到恼怒的是开会来晚，她总解释说：“刚从华盛顿回来。”已结束的讨论还得重新开始。一位大使说：“我们要么停下来，重新给她解释，要么说：‘玛德琳，你为什么刚才不在这？’”这样的责备惹得奥尔布赖特很不开心，她最痛恨的就是有人告诉她因缺席而错失了什么。这位大使说：“这最容易惹怒她。”奥尔布赖特总是告诉他们，有一个总统内阁成员的美国大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对此她的同事很会意，但并不是很情愿，“我知道这个理由的分量，”有人说：“但也该有分寸不是。”
奥尔布赖特的很多同事都希望她能更像皮克林，他是位私人外交家，号称“魔术大师”。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奥尔布赖特却是个“坏脾气女王”。当中国代表在接到中央政府指示前不能对反古巴声明投票时，奥尔布赖特一直将安理会的会议时间拖延到下午4点直到达成协议为止。有一次她称伊拉克副总统的讲话，是在联合国听到的最可笑的一次讲话。她还告诉法国国防部长弗朗西斯劳达德留意自己的工作。伊拉克新闻界称她是条蛇，她便佩带一个蛇形胸针出现在安理会，伊拉克人称她为巫婆，一位反制裁的格鲁吉亚妇女就给她寄了一个扫帚，奥尔布赖特把它当成奖品摆设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