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给沃罗特索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她缺乏对细节的关注，使得联合国的同事们颇感遗憾。专业的外交家总是以透彻地理解问题的细节而深感自豪，而奥尔布赖特则倾向从宏观上来陈述和分析形势，然后用简短而有力的幽默话来定义和概括，这种作法让他们不能容忍。在筹划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同高级官员交谈细节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一位大使说：“她对这一点很不适应，她不觉得这是该干的工作，她总是让别人去做。”
然而她对争执和分歧却从不回避，即便是直接涉及到联合国的同事。就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期满的前一年，她便认定这位有主见、不听话的埃及人不能再继任，虽然她知道这会在联合国内部引起争议，就将自己的看法传达给了高级首脑们。克林顿政府指责加利1993年在索马里没有完成维和使命，联合国没有完成重建该国国家政权的任务，把责任压在了克林顿身上。因为当时在捕获索马里领袖时未能成功，战斗中18名美军别动队队员中了埋伏并全部遇害身亡。虽然别动队听从美国军官指挥，但是他们受命于联合国，阵亡在索马里。
奥尔布赖特和加利在联合国的国际外交上的作用和组织内部的管理上有着根本的分歧。加利坚持认为联合国应该控制和指挥在波斯尼亚的国际部分，否绝将指挥空袭塞族人的权力让给英、法指挥官，行动指挥官却抱怨联合国命令的迟缓和繁琐破坏了空袭的应用效果。另外，控制美国向联合国支付经费的国会认为加利就是联合国管理不善的象征和代表，是进行改革的绊脚石。美国欠交10亿多美元的会费，奥尔布赖特为此担心，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会因此有所下降。1995年10月，奥尔布赖特发动了一场运动，旨在不让加里连任，她劝告克里斯托弗和雷克，说这位埃及人必须让位。策略就是告诉加利让他自己退出，并暗中支持安南。安南来自加纳，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属下，安南能够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支持。“那真是艰难而又紧张的时期。”安南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不知道局势将会朝什么方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会拖多久，看得出她在采取强硬手段。”
奥尔布赖特这样对待联合国秘书长，许多外交官都感到十分震惊，都认为她和加利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其他高级官员都担心，美国在此问题上会陷入孤立无援，但奥尔布赖特仍拒绝让步。11月的投票结果是14比1，她是唯一反对加利继任下届秘书长的成员国，由于5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奥尔布赖特的一张反对票，使加利竞选失败，克林顿政府竭力推选安南担任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
在克林顿提名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候选人的两周之后，人们对奥尔布赖特在外交方面的不满抱怨突然中止，那些过去对她的策略进行过严厉批评的人突然倾向了她的一边。12月13日，就是奥尔布赖特被提名为国务卿候选人的第八天，安南全票当选联合国的新任秘书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那些最近预言奥尔布赖特正在把美国引向惨败的外交官们突然重新估价了她的分量，称她是个战略家，一箭双雕的妙计既把加利赶下了台，又一手操纵、精心地挑选了接替人。”
许多关注奥尔布赖特这些年发展和变化的人都认为她在联合国这几年变了，他们以前所熟识的友好、温和的那位妇人开始变得专横、目中无人，甚至有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另一种看法认为她变成了双面人，时而发号施令、盛气凌人，时而仍和从前一样，随和、友善。一位曾与她有过密切关系的人说：“在华盛顿的她和在纽约成为焦点人物的她视若两人。”
很显然，这位腼腆、羞怯的助手已变成了一位武断、自负的高级政治官员，她不仅执行政府政策，而且还制定政策。每个人都有干蠢事的时候，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暴露出她的急躁一面。1995年6月，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期间，克林顿同意前往，当时奥尔布赖特在费尔蒙酒店第10层等电梯，准备到酒店一层去迎接总统车队。电梯没到，她开始变得急躁不安。这时一位保安人员宽慰她说，再等30秒电梯准到，但是大使直盯盯地看着他说她不等了，说着拎起红色裙子开始下楼，鞋跟咔嗒咔嗒响了一路。快到底层的时候，她看见电梯来了，便立刻跳了进去，不巧的是，这是个货用电梯，电梯把她又送到了酒店厨房操作间。一位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通往一层的门，但保安部门为了安全已把门锁上了，当最后奥尔布赖特找到底层出口时，一个大个旧金山警察走过来询问她到底想往哪里去，奥尔布赖特挺挺她5英尺3英寸高的身板说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来这儿迎接总统。这位警察告诉她，她哪里都不去。就在这时奥尔布赖特的助手认出了国务院的一位保安人员，他认出了她，才让她加入了总统的随行人员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