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是个懦夫’她说：“你害怕卷进来。”安南这位讲话温和的加纳人是这样评价奥尔布赖特的：“我很欣赏她这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她并不在乎孤军作战，但她也有达成共识的能力，她的立场和态度是鲜明和坚决的。”
约翰威斯顿爵士，这位资深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曾与奥尔布赖特有着密切的工作交往，他说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率直。“我并不是说她没有外交上的细腻和战略上的敏锐，但是她的态度是直截了当。”
美国人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一贯是忽左忽右的，愿意利用这个国际法庭来促进民主，但又不愿意牺牲任何主权。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拖欠联合国会费，直至1997年末美政府的欠款约达10亿美元，大部分都是未付的维和行动费。对于美国欠款情况，其他成员国抱怨不停。尽管美国声称按机构资助比例，它已支付了联合国行动计划的大部分资金。1996年11月联合国召开大会，成员国对美国非常有意见，通过一项决议，把美国从该组织的财政事务委员会中驱逐出去。奥尔布赖特当场就火冒三丈了，她非常气愤地给一常任理事国代表打电话：“这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她说：“到时看你收拾？”这位大使回答道：“玛德琳，你什么意思，‘想干什么’？我们刚刚选举过，你落选了，这就叫民主。”奥尔布赖特并不罢休。“你难道没有想到，这会使国会采取极端行为。”她接着说：“你必须马上阻止这一事件，重新计数，再投一次。”她的同事向她解释说，这反映了联合国对美国欠款的不满。奥尔布赖特态度坚决，一定要采取措施改变这项决议。“玛德琳”，这位大使最后说：“不要耍小性子。”不管在安理会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态度怎样，花样如何，还是在那些非正式的，畅所欲言的会议上，人们最容易坦诚交谈。俄罗斯代表尤里沃罗特索夫记起1993年8月里晴朗、美丽的一天，当时他和奥尔布赖特正坐在位于长岛俄罗斯乡间别墅的一棵中国苹果树下，已是夏末秋初，苹果的颜色已变得深红，沃罗特索夫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红润的颜色。他为同事们提供这一清幽的地方，召开一个为期一天的讨论会，用来讨论一些长远规划。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坪上的椅子上，喝着皮特酒、品着俄国茶、享受着近日来的潮湿给他们带来的暂时的放松，接着他们谈到了制裁问题。沃罗特索夫争辩道，通过限制贸易和旅行来惩罚一个外国政府的做法作用不大。结果通常是惩罚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不是该国的领导。奥尔布赖特不同意，她则认为制裁是有效的，如果民众对现状不满，他们就应该学着将他们的领袖赶下台。“在民主制的社会里，这种方法是有效的。”沃罗特索夫对奥尔布赖特讲：“下次选举，他们可以投反对票。但如果是独裁政权，谁能推翻他呢？”奥尔布赖特慎重地听着，这一点她的俄国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她的优秀之处。”沃罗特索夫说：“许多外交家通常只是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而与奥尔布赖特的交谈是互谅互让的。”
奥尔布赖特喜欢积极的辩论，但在与联合国同事相处时，就没有她的前任托马斯皮克林显得自如和自然，皮克林喜欢在走廊上与人聊天，开会前与人闲聊。而她在安理会的许多会议上不喜欢积极参与辩论，也不像皮克林那样爱开会，甚至在她到任已工作数月了，许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仍对她不太了解。有一次沃罗特索夫正在做一个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报告，他奇怪地发现奥尔布赖特竟拿下了同声翻译耳机。报告完了之后，他很恼怒，当着她的面就质问她：“你对我讲的没有兴趣。”奥尔布赖特的回答让他意想不到，“我在听！”她用纯正的俄语答到。
在美国使馆内部，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老板，她让律师大卫谢伐尔在华盛顿当她的高级法律顾问。他发现在国会委员会露面之前，她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关于联合国预算赤字，他呈交给她了一份简报。看了看列有已付给联合国的会费和欠款清单之后，奥尔布赖特用铅笔加那些表格里的数字。“这些数字加得不对，20分钟之内，我必须向委员会说明情况”。毫无疑问，在谢伐尔匆匆忙忙中为奥尔布赖特准备材料时把这些数字给加错了。“那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最紧张的时刻。”谢伐尔说：“这是个不该犯的错误，她对程序一清二楚。为了使国会信服，她需要的材料必须十分精确。”谢伐尔这位国际法专家很快便知晓奥尔布赖特对模糊的语言是最无耐心了，她要求他直截了当，抓住要害。她要求别人在阐述一些复杂的问题如联合国预算问题时用一些术语，以便使她在向国会成员解释时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