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外交圈对这句话的反应没有美国公众强烈。奥尔布赖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的老朋友克里克斯廷多德森也对此不以为然。事情发生没多久，奥尔布赖特前往希腊访问，当年在希腊已居住半年之多的多德森邀请奥尔布赖特到雅典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吃饭，“针对那句话，我真是好好地说了她一顿。”多德森说：“我告诉她一个女人这样讲话是不合适的，我真的是好好地指责了她一通。”在另一张餐桌上，一群商人正在用希腊语和英语边吃边聊，吃完饭后，他们走到奥尔布赖特面前，一个手里拿葡萄酒的人说：大使夫人，你的直率和敢说‘睾-丸’干杯”。多德森先恼了，还没等他坐下，就气愤地用希腊语告诉他们：“你们不该这么说，我已经告诉她，像她这样身份的人不该讲男人们讲的那些话。”那些人哑口无言，两张桌子没一个人再讲一句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同事们都很佩服奥尔布赖特处理棘手工作的能力。1994年夏，海地的难民危机已达到了高潮，1991年，军事不法之徒以不正当手段将选举的总统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赶下了台。在干涉的几年中，无论是布什还是克林顿所做出的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执政努力都没有奏效，以贸易制裁来削弱一军事管制的穷国效果甚微。
1994年7月，数以千计的海地人为逃脱政治迫害和穷困纷纷挤到了开往佛罗里达的船上，克林顿当局迫于压力，设法阻止难民潮。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联合国能采取行动推翻海地的军事委员会，恢复简—伯特兰阿里斯蒂德的执政权，但奥尔布赖特对克林顿说：“如果我有权，我想我会做到的。”
在纽约的安理会，奥尔布赖特告诉同僚们，需要6000联合国士兵，美国将提供多半兵力。“谁决定是6000?”开会时沃罗特索夫问她。“为什么不是3000或1．2万？”奥尔布赖特只好承认她是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指示，她也不清楚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不可能，费用太大。沃罗特索夫说，当奥尔布赖特再一次来强调她的论点时，她已备好了全部的数据，关于为什么恰恰需要6000人，他们如何分组，每组又如何部署，沃罗特索夫被说通了，“促使我改变想法的是她的方法，而不是她的魅力，”他说：“她的确非常具有感召力。”
无论是对奥尔布赖特还是联合国，这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联合国第一次为再现民主制度在一主权国家动用武力。“人们并不赞赏她在联合国工作这十年发挥的重要作用，奥尔布赖特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说：4年使她了解了多国主义最好的一面及最坏的一面，也让她知道不仅要培育发展个别政府，而是要培育和发展一批政府。沃罗特索夫同意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观点，认为奥尔布赖特的惊人之处像基辛格一样，在于她有着欧洲的背景，她比大部分的美国领导更通晓外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思想，因为她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可以与不同的观点产生共鸣。“她熟知南斯拉夫的一大特点就是倔强。”沃罗特索夫说：“她知道当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父亲在贝尔格莱德供职，她就住在那儿，他们很倔强，就像驴，并不因为他们对有些事情不明白，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她曾在那儿生活过，所以玛德琳知道同塞族领袖米洛舍维奇打交道有多困难，这一点很重要。”
沃罗特索夫说，不是奥尔布赖特的性别关系，而是她的观察判断能力。使她显得与国防部的俄罗斯研究专家，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汤姆皮克林有所不同。玛德琳的理论知识很宽广，他说“她从未在俄国工作过，但她了解斯拉夫人的思路，斯特罗布塔尔伯特在那里当过记者，他了解民意，知道俄国的动力何在，皮克林在那里当过高级外交官，知道事情如何才能运转，怎样不能。”“谁的俄语讲得最棒？”“斯特罗布”，沃罗特索夫说：“皮克林只掌握了一些单词和词组，但他不讲俄语，玛德琳什么都能听懂，但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讲，一旦开口，那是不带一点口音的纯正俄语，就像她讲满口一点不带外国口音的英语一样。”
奥尔布赖特的背景及对外交政策的精通给沃罗特索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1994年在安理会召开会议时，他侧着身子告诉她说，她将会是美国的下一任国务卿，“噢，不，国家还不会让妇女担当此任。”在她担任国务卿之职的两年多之时，沃罗特索夫问她是否记得他说过的话，“我当然记得”，她说：“不过，我当时不相信你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