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乔治敦大学一周的研讨会形式复活了这一想法，使全球25至30名年轻的行政管理专家、政治家、企业领导、部队军官和新闻记者汇聚一堂。演讲者包括乔治敦大学的精英们，还有被校方尽力拉过来的那些华盛顿的新闻人物。3年之后，该项目的声望和知名度大大提高。巨大的成功，使研讨班的毕业生们甚至开始在自己的国家举行聚会。奥尔布赖特仅参加了一次在特拉维夫的一个聚会，毕业生中包括了法国前总理阿雷朱普。开始，奥尔布赖特就是个颇为著名的参与者。1982年，在她到乔治敦的第一年，就成为该项目委员会的成员。在1984到1993年期间，在演讲者名单中她几乎是年年榜上有名。“这是我们的旗舰式项目，玛德琳一直未离开过它，”克罗福说道。对奥尔布赖特而言，它也是一个开拓性的事业，是它把她教书的乐趣同建立国际网络的机会结合到了一起，而这一网络在未来的年代里将对她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奥尔布赖特还参加了在乔治敦的另一个项目，这使她得以在美国政坛中变得日益重要，并在媒体频频曝光。从1981开始，克罗福主持了公共广播公司一个叫做“美国利益”的系列节目。这是一个每周30分钟的有关“脱口秀”节目，由政策专家们就不同的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1985年，“重大决策”节目取代该节目仍由克罗福主持。在1989到1991年期间，奥尔布赖特经常被邀参加该节目；其他的常客包括卡伦艾立厄特豪斯和里查德艾伦。《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兼编辑豪斯被认为是温和派的，任遗产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席、并做过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顾问的艾伦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奥尔布赖特的形象则是自由派的。专门小组每周针对不同的话题进行讨论。
80年代末，最受关注的外交政策问题是米克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而进行的努力。他层层剖析共产主义，并证明共产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终戈的国民们转而反对他。但奥尔布赖特和其他的俄国研究专家却饶有兴趣地关注其势态发展。不过，奥尔布赖特虽然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十分了解，她却不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评论家。然而，她那种朴实无华的讲演风格渐渐趋于完善，后来成为她外交生涯中最大的资产。有一次，当克罗福就席卷东欧的民主革命的动因提问时，奥尔布赖特的回答十分简洁。
好吧她说，“人民可以让政府以其希望的方式行事，这种思想的感染就是动因。”
在1990年的一次“重大决策”脱口秀节目上，联合国在后冷战世界中的意义成为辩论的主题。奥尔布赖特的论点是，虽然联合国的作用因美苏的权力斗争而引起很大争议，但该组织仍会成为处理全球在新的后冷战气候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主要力量。
在她3年来为“重大决策”节目录制的24小时的带子中，奥尔布赖特的表现有了很大进步。她的话题涉及了包括毒品战、中美洲、中东、中欧、日本在内的诸多问题。“我看着她的信心增长，”克罗福说道，“她在结束讨论时，历来都控制得到位，她的力量和效率增加了。”奥尔布赖特认为，她的名字在字母排列顺序表上的前列位置帮助她学会了做电视节目的方法。“乔治敦出版了一本专家集”，她说，
由于研究苏联是我的专长而我的名字又以字母A开头，因而我常常接到邀请，主要是去做外交方面的电视节目。比如是芬兰电视台或别的什么电视台，他们会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我觉着没什么人会看这东西，所以在镜头前就很自如。”
奥尔布赖特说得不错。公共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收视面虽然很广，但它毕竟不是华盛顿新闻公司为调查政策变化和细微差别而搞的那种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简言之，那是培养她极具个性的优美演讲风格的好地方，同时也使她对保守派的观点多了一点儿理解。“知道吗？我觉得你没我想象得那么右倾”，她有次在节目之后对艾伦说道。他的回答是“你把我要说的话抢走了，你也不像你声称得那么“左”倾。”与此同时，奥尔布赖特开始为美国之音做每周评论，这是另一个为她提高评论技巧并倾听自己的意见观点而提供机会的媒体渠道。
奥尔布赖特终于到了由校方按传统方法决定其去留的时刻了。按照规定她可以得到终身职位只要等上7年，否则就干脆走人。虽然她的行政管理经验很受外交服务学院器重，但很清楚，除非她发表一些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否则她绝对得不到终身聘用的资格。有一段时间，奥尔布赖特为此很苦恼。“我想，如果你是教授，你就应当享有终身职位”，奥尔布赖特说。后来她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想，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终身职位？钱不是问题，总是会有另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