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奥尔布赖特教授
18．走出低谷
我看着她的信心增长。
—彼得克罗福
1997年9月9日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离异了。一桩婚姻的解体从来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无论这一打击来自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不过，当一个女人处在一生中某一年龄阶段时，要承受这一打击格外困难。奥尔布赖特的情况是，她的一对儿双胞胎女儿当时已年满21岁。安妮在达特茅斯大学读3年级，艾丽丝在威廉姆斯学院，也读3年级。凯蒂15岁，是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中学的1年级学生。面对正在成长的她们，奥尔布赖特正处在最容易受伤害的年龄阶段。那一年，她45岁。
她变成一个单身母亲。“我省掉了单身母亲的许多担心”，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回忆说道，“我在乔治敦有一个很好的教职，有足够的钱，还有一个在孩子们的问题上非常非常宽容的前夫。所以，我没有其他单身母亲的可怕问题。”
可她还是不免整天担心自己最小的女儿。凯蒂和我现在成了好朋友，可她十几岁时”，奥尔布赖特说，“我常常因为她深夜迟迟不归而吓得心神不宁，在住宅附近盲目乱转。我有今天的一切最主要是因为孩子们，可当时我担心的只是凯蒂是否会回家，她做没做家庭作业，她能否进大学。”
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民主党则被放逐在外，共和党人兴高采烈地替代了他们在全城的政府职位。已花费一年时间阅读布热津斯基的几千页白宫文件，正在为他撰写的一本书帮忙的奥尔布赖特，此时接受了乔治敦大学外交服务学院提供的一个教职。该学院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有一个空职，他们想找一位有东欧研究背景的教授，奥尔布赖特完全符合该职位的要求。这所学院的位置甚至也十分方便，离她家只有3个街区，完全可以步行回家吃午饭。
这是个被视为跨学科的教职，意思是说，他们很注重实际经验。但新教授所教的课程全都是行政系资助的，其目标取向是知识的和纯学术的。
这所大学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他们想取得学术研究第一流的好声誉。校方极力想通过一个大刀阔斧的举措使学校声誉鹊起，因此树立公众形象就显得格外重要。学校花费3200万美元刚刚建成了萨拉穆跨文化中心（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大名也在30个捐赠者的纪念牌上），捐赠者基金会最近又出钱落实了一个新项目，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对外交服务感兴趣的女性。其目的是鼓励她们获得对职业的自信，介绍她们认识这方面的模范女性，并开始建立这方面的网络系统。
添补上述空缺职位的最后入围者有两人，一位是在该领域颇受尊重的男性，他有一份完美无缺的履历，还有一长串发表的文章；另一位就是奥尔布赖特。尽管她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资格给人印象颇深，但她却毫无教学经验和成果。除了博士论文外，她几乎没写过什么学术性的东西一一只有几篇文章，没有论著。
筛选过程中要求每位候选人给乔治敦大学一个班的学生上一堂比较政治学课。那位著名教授显然过于自信了点儿，他觉得无需准备什么，结果他的课讲砸了。奥尔布赖特却像做作业那么认真，她组织了一堂具有轰动效应的课堂讲授，大出风头。“没人能竞争过她”，当时是外交服务学院院长的比得克罗福说道。
他在私下里甚至更加得意。80年代早期，所有的大机构——包括大学——都有压力让他们提拔在职的妇女，问题是怎样找到合格的女性。学生们对奥尔布赖特的反映给他提供了弹药，使他得以做出一个可能有争议的决定。“这与反歧视运动无关”，他说，“如果由行政系单独安排约见的话，他们可能选择另外一人，因为他们更看重学术知识。但就我们而言，我们自然会选择一个有具体实践经验、有为布热津斯基工作的资历、而且效率很高的教师。”
像大约35年前她的父母一样，奥尔布赖特正在重新开始一切。整个情景虽然大不一样，但她的生活的确正在发生着一次新的、从未出现过的转变。“我知道为得到博士学位而付出的全部劳动都是值得的”，她说道，“我不可能虚度着什么都不干。”
奥尔布赖特从一开始在教室里就很自如，就像她父亲在丹佛大学的感觉一样。1982年9月，她开始教授现代外国行政管理课程。这是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也就是说，并非所有注册的学生都喜欢这门课。但对该专业100个学生中的大多数来说，奥尔布赖特把这门课讲活了，学生们喜欢她。“她不但在课堂里讲授这门课”，克罗福说道，“走过校园时讲，回到乔治敦的可爱的家中讲，在她弗吉尼亚的农场中还讲。学生们总跟着她，她就像个花衣魔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