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她为此感到烦恼不安，但她从不流露，也不抱怨。当她的许多朋友为妇女运动大声疾呼、要求同工同酬、争取她们被剥夺的就业机会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更倾力于融入这个由男性主宰的工作世界，对男同事的玩笑也开怀大笑，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更使他们感到不安。里昂比林斯说：“玛德琳融入男孩之中如鱼得水。这明摆着是个男人的天地，如果想在这个天地中有所作为，女性需要参与，而不是抗议。”
70年代中期，美国的就业市场是男女同战的战场，多数男性和女性对妇女运动不甚了解，即使一知半解，女权运动领袖刺耳的呼声使他们更为反感，她们号召女性脱去胸罩，停止剃腿毛，走上街头争取平等，更重要也更为关键的是许多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男女平等的观念具有危险性。一位比奥尔布赖特晚五年毕业的韦尔斯利六四届毕业生、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科基罗伯茨说：“那时主张男女平等是自找苦吃，你得跟男性同事打成一片，这是个动荡的时期。”
混乱的经济状况使这一时期更加动荡不安，高通胀、高利率及呆滞的经济迫使成千上万对夫妇改变原先一人工作养活全家的传统，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持生活水准的唯一途径就是夫妇双双外出工作。
奥尔布赖特的大学好友埃米丽麦克法夸尔说她和奥尔布赖特经常争论男女平等主义。跟奥尔布赖特及其他许多毕业后结婚的同学不同的是，麦克法夸尔毕业后前往伦敦从事记者生涯。她说：“我是个坚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在玛德琳涉足工作领域的最初岁月，她并没有遭遇到那种性别歧视，在为马斯基效力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她也没有感受到，直到在联合国工作时她才有了真实的体会。所以直到近来争取男女平等才成为她的一项重要事业。”
在马斯基聘用奥尔布赖特期间，他的办公室只有几个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即使在美国国会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最著名的女性包括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处理外交事务的萨莉谢尔顿；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杰洛德纳尔逊效力的波拉斯特恩；及在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处工作的多萝西福斯迪克。后来跟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结婚的萨莉谢尔顿说：“其余都是男性，找遍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影子。这是一段女性发展艰难的时期。”
如此的艰难，以至于在1975年2月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费尔写一篇有关“老同学通讯录”的文章时，他只提到了3位值得一提的女性：谢尔顿；杰西卡爱因霍恩，一位财政部货币办公室的低级办事员、现为世界银行高级财务官员；多里斯基恩斯，一位曾在约翰逊白宫供职的哈佛大学教授。萨费尔写道：“跟老同学一样，新同学也倾慕女生，但不倾慕事业伙伴的女生。”
马斯基也许是个“老同学”，带有一些“老同学”的大男子主义，但他是个极其正直的人，他尊重助手，无论男女。艾伦普拉特说：“他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有好有坏。依我看有些参议员在政治上不够端正，跟女助手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这跟马斯基联系不上，他很难相处是主要因为他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苛刻”。奥尔布赖特后来表示马斯基平等对待下属助手的做法——无论男的、女的、新的、老的——给她一种有身份的感觉和自信，这对她日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马斯基的不偏不倚是祸福参半，他有国会参议员中名副其实的最难伺候的名声，他头脑敏锐，但脾气暴躁。马斯基要求他的工作人员简明扼要地组织材料，要搜集足够的背景资料以备回答他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以审问的方式考验属下，工作人员面临的挑战就是对付他的野蛮盘问。里昂比林斯说：“马斯基恫吓每个人，几乎把每个人都吓哭过，也包括本人。他会大嚷大叫，恶毒咒骂，他是如此极端地蛮横，以至于你离开他的房间时，不仅怀疑他的、也怀疑自己的脑袋是否清醒。”比林斯说有的立法助手害怕跟他呆在一个房间里，而用备忘录跟他交流，而玛德琳不这样，她定期向马斯基作简短的汇报，耐心地简述问题，有条不紊解释其他参议员送来的决议案堆积起来的原因。比林斯说：“我想我从未见过玛德琳羞愧难当，没见过她被吓倒，也没见到她哭过。”
这只是由于在办公场所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许多男性认为女性过于冲动不能委以重任，而眼泪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马斯基的立法助手、跟奥尔布赖特合用一间办公室的安妮塔詹森说：“她宁肯杀了自己也不肯当着里昂比林斯的面哭泣。”但马斯基有时冷酷无情，他跟助手发生的冲突有时近乎一场战争，他坚持认为助手逼迫他到处奔波，参加没必要的活动，没人跟他过于计较，但他的声讨却没完没了，这时候，玛德琳会嚷道：“你当我是谁？是一管任你挤了又挤的牙膏吗？”偶尔，在侮辱性的攻击令任何人无法抵御时，奥尔布赖特会噙着眼泪退缩到办公室的洗手间，这不仅仅是因为马斯基的火药筒脾气，还因为当每一位助手坚持优先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时，大男子主义时常作乱的那种氛围。詹森说：“那些家伙们总是翘起大腿说这是我的地盘。相信我，对我们许多人来讲，这种环境糟糕透了。但不允许你说些什么，因为第一，这样做行不通。第二，你想保住饭碗。玛德琳应付得很老练，我从未见过她变得无言以对，但我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