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的反华盛顿情绪迎合了选民心意的话，但入主白宫后他在国会没有找到支持者，卡特没能和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建立起友好、富有成效的关系，这对他内外政策的议事日程都构成了障碍。
奥尔布赖特是一位有国会工作经历的民主党党员，恰好是卡特急需用来跟国会沟通的人选。总统委任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的良师益友、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统率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班人马，其成员主要由国务院、五角大楼及情报部门中前途光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组成。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官方工作内容是向总统提供制定选择的外交政策方案，但近年来的助理——约翰肯尼迪的麦乔治邦迪、林登约翰逊的沃尔特罗斯托、尼克松政府中的亨利基辛格——都扩大了各自的权力，帮助总统制订政策。多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来自外部的威胁向总统提供建议，例如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及1975年柬埔寨攻击美国的“马亚圭斯”号舰。在布热津斯基任职期间，委员会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莫过于伊朗扣押美国驻德黑兰52名外交官及苏联入侵阿富汗。
布热津斯基对国会的了解仅局限于书本知识，因而，在任职头一年连连出错后，认识到他需要了解国会运作的人的配合，谁比有国会工作经历的门下弟子奥尔布赖特更合适？真是天作之合。1978年3月，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布热津斯基请求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他说“她伸出双手紧紧抓住”这次机遇。奥尔布赖特同意此说：“我很愿意涉足这个男人的领地。我的一大特性是为能干工作而庆幸，我不徒劳地希望自己是别的什么人，或不满意自己的手中工作，我不是这种人，能跻身白宫这件事情本身己令人兴奋不已。”
奥尔布赖特在马斯基的工作人员中以勤奋闻名，她十分明了国会审议国内立法事项的内情，认识到在国会议员的眼里，外交政策问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他们经常很愿意拿选民不感兴趣的国际事务选票做交易，换取对涉及国内事务方案的支持。
奥尔布赖特很快明白在白宫工作并非像传闻那样华丽多彩。在白宫西翼的地下室有一间鸽笼似的办公室，距军事情报室几步之远，而且还得跟别人合用。但白宫是寸土寸金之地，她对置身这个场所深感满意，像每届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样，她宁愿把自己的办公桌摆在白宫的盥洗室里，也不愿在隔壁宽敞的顾问办公大楼占有一套洒满阳光的房间。奥尔布赖特对记者说，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意义重大，因为你无法低估接近总统的重要性”。这话的韵味跟其父亲的见解何其相似，将近30年前在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他曾试图想方设法搞到更接近谈判关键人物的旅馆房间。
由于初来乍到，奥尔布赖特显得很拘谨、甚至很笨拙，担任布热津斯基行政事务官员的克里斯廷多德森发现这位新手在发言时优柔寡断。在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举行的政策研究会不仅包括其得力干将，也包括职位比奥尔布赖特低的所有人员，当有机会与老板共坐一室时，许多人尽显本领，锋芒毕露；但如果没接到明确的邀请，即使期望她到场，奥尔布赖特对参加会议也会犹豫再三，由此，她经常迟到。多德森说：“有人敲门，门开后，站在那儿的肯定是玛德琳，肩上披着一件短小的毛线衫，手拿一份报纸，总是先问‘我能进来吗？’”
多德森把帮助提高奥尔布赖特的自信心视为己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花名册上还有一名女性，但要年轻得多，奥尔布赖特和多德森成为挚友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俩人是同龄人。一天上午，多德森正在办公室浏览《华盛顿邮报》，偶然看到一则欢迎国家交响乐团的消息，欢迎会两主席的名字为“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奥尔布赖特先生和夫人”。多德森被逗乐了，她知道玛德琳的丈夫叫乔奥尔布赖特，但仅此而已。手拿报纸，她走到玛德琳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给她看，问：“这是不是巧合？”玛德琳的表情很不自然：“他的名、姓和乔的一样。”多德琳惊奇地问：那不是你，对吧？”玛德琳轻轻道：“是，那是我”，然后哭了起来。朋友这种不愿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克里斯廷，她也哭了，并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玛德琳答道：“没必要，我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