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本身也够刺激，战争与和平，以至核毁灭等重大问题使这个对二战及朝鲜战争伤痛未愈的国家忧心忡忡。尼基塔赫鲁晓夫根本没把约翰肯尼迪放在眼里，他以苏联武力切断通往柏林的一切通道相威胁，逼迫联合国签署条约保证共产党控制通向柏林的途径，以此诱使肯尼迪入陷阱。由于担心赫鲁晓夫把他看成是个缺乏判断力的懦夫，肯尼迪告诉赖斯顿，他决定拿出美国人的决心和意志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点颜色看，并决定在越南开刀。赖斯顿写道：“我想我没把帽子咽进肚里，可我无言以对。”
为了以示决心，肯尼迪向欧洲又调运了一个师的兵力，并把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人数增加了两倍。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该地区实地调查返回后，在向肯尼迪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此后，肯尼迪向东南亚派遣了更多的顾问。
在华盛顿，当天的标题新闻通常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在玛德琳和乔时常出入的权势集团的圈子里更是关注有加。创造历史的人物就住在他们的隔壁：去相同的教堂做礼拜，孩子们上同一个学校，在家里设宴款待他们。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今天说：“我那时经常亲自下厨掌勺，举行晚宴。我有两个才一岁的掌上明珠……，我喜爱那种生活。”
美国人大多数对苏联知之甚少，能说俄语的更寥寥无几。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童年在东欧的经历以及后来跟父亲的交谈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她对俄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领会。在这种情况下，她做出了对当时年轻母亲来说不同凡响的决定：在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当时是1962年秋，她选择的专业是侧重国际关系的政治科学。奥尔布赖特说：“因为我预想我们会在此住上三四年，所以我想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有一位女管家在家里帮着照看孩子，因而玛德琳报名参加了全部课程的学习，每学期4门功课，另外还需学一年外语，她仍选择了俄语。她学的课程让人生畏：美国和变化中的世界是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史、比较法律体制、东欧各国及中国内地。
那一年的玛德琳可谓步履艰辛，有许多次，朋友们问她攻读学位是否妥当。即使家里有帮手，她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双胞胎姐妹只有一岁，乔报道国务院的工作也费心劳神，玛德琳一心一意攻读学位，那时的玛德琳25岁。她回忆说：“我的学习动机是过上一种有趣的生活，干一些有用的事情，而不只是整天闷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兼顾到这一切，当一名教师的想法给人以动力。但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的许多同龄人，对我的行为持疑惑不解的眼光，最难受的是听我的朋友们说，‘你干吗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你干吗在学校花费那么多时间？’”正像史学家多丽丝克恩斯古德温在她广为流传的回忆童年往事的《等到来年》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男人们每天早晨乘火车离家去挣钱，去干事业，而我们街坊上的每一个女人都毫无例外地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男人们期望女人顺从丈夫，有性感，有魅力。《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则图片被用作杂志封面的报道，题目叫《郊外的妻子》。文章把“郊外的妻子”称之为：“郊区的灵魂、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纽带、郊区梦的守护人。”《时代》杂志提出家庭主妇应当身兼数职：“准备早餐、洗洗涮涮、打扫房间、上街采购、庭园除草、百科全书、孩子吵架的仲裁人，维持治安的警察。假如她没怀孕，她会胡思乱想，她站着吃花生黄油三明治，心里还操心自己的形象，她时不时地称体重，跟隔壁邻居打电话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在丈夫回家之前描眉又画眼，然后精神抖擞调理晚餐。”
其后不久，贝蒂弗兰达出版了《女性的神秘》一书，书中论证道：美国社会只是从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女性，她们是家庭主妇、是性伙伴、是母亲，而从不考虑她的独立存在；她写道，报纸杂志、电影及广告使这一形象更加根深蒂固，这一形象使女性处于被动和局外的境地。她提醒女性看穿女性神秘的欺骗，认识到“她的丈夫、孩子、家产、性生活、跟别的女性看齐，这一切都不能赋予她一个完美的自我……。”弗兰达强调说：“今天的女性，即使还很年轻，也必须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熬日子的母亲，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制订自己的生活计划，即自己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并把这一义务和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义务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