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贝尔一家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了两个星期，约瑟夫处理了一些具体的事务，他把钱转到了英国，并且不断和南斯拉夫报馆会面。由于计划周密，考贝尔一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去了希腊，从希腊改道去了英国。当他们到英国时，正值5月份。
约瑟夫考贝尔的哥哥杰恩先到了伦敦。由于害怕纳粹的迫害，他在几个月前就和全家一同设法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杰恩。考贝尔仍像祖父一样从事建筑方面的生意，他希望能在英国创建一个新的家族公司。
那是1939年的早春时节，考贝尔一家没有太多时间来恢复他们的生活，或使自己适应英国的文化。9月份，他们到伦敦5个月后，德国侵略波兰，法国和英国也被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对考贝尔一家和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逃亡的人们来说，生活永远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玛德琳卡，一个快活的，胖乎乎的，很快就会说话的小女孩当时还不到两岁。
3．前线
因此，6年来，我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住在放着别人的家具的屋子里，由于不同的原因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有时是财政方面的原因，有时是安全方面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为了更舒适。
——曼杜拉。考贝尔
考贝尔一家刚到伦敦的前几个星期，非常压抑。他们住进了一个又小、又阴森的公寓。房子条件一点也不起眼，但是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能够付得起房租。由于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拥入这座城市，找工作难度加大了。曼杜拉不会讲英语，每天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能让玛德琳卡高兴的公园。
考贝尔很快就和外交部的同事们取得了联系，在几个星期内，他们就在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租的寓所里面组建起了临时办公室。曼杜拉感到很高兴，她的丈夫抓住了机会离开令人悲哀的环境，重新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她写道：“对于乔是再好不过了，至少他可以离开这所令人悲哀的公寓，并有地方去，开始与人们进行交往。”
没有多久，考贝尔一家搬到了王子门25号楼。这是一栋红砖建的八层公寓楼，里面还住了其他的来伦敦避难的家庭，距海德公园很近。在小新居里，小玛德琳卡有自己的卧室，她的父母睡在一张折叠床上，折叠床可以靠墙竖起来，用时再放下来，一家人靠从捷克偷偷带出来的钱生活。这笔钱是阿诺斯特1938年退休时，把他在布拉格的商行卖了以后得到的积蓄。他们还得到了英国政府专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避难者们设的信托金，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在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中效力。
约瑟夫考贝尔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由于长时间和成年人呆在一起，玛德琳卡像一个小大人，没有多少在一起玩耍的伙伴，考贝尔有时带她去办公室，把她介绍给在办公室的同事们。佩维尔底格里德，是考贝尔在伦敦时的一位同事，现在仍旧记得当时的玛德琳卡：“说实话，我不喜欢孩子，可我对玛德琳卡却记忆犹新。她天资聪颖，是个实干家，她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有一天，考贝尔带着他的小女儿一起去观看检阅一队捷克士兵。士兵们排成方队，准备上前线和英国皇家空军一起参加对德抗战。一位士兵抱起了玛德琳卡，一家当地报纸的摄影师摄下了这一镜头。这一张照片后来登在了报纸上，并附有一句标题：“父亲告别女儿”。考贝尔看到之后，大发雷霆。可是当玛德琳卡看到这张照片时，她问道：那位父亲是谁？
尽管考贝尔一家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捷克人在一起。他们和两位瑞士妇女相处得很友好，其中有一位是曼杜拉在日内瓦上学时的老师。考贝尔一家有时就住在她们在乡下的房子里，一直坚持到付给她们生活费用。“我们只能远远地观望英国人和他们对困境的反应，”曼杜拉写道，“与其说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不如说我们是毫不重要的旁观者。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熟悉了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这时候和他们在一起时才感到随乡入俗些。”
埃杜德贝奈斯是流亡政府的幕后领导人。1938年10月，贝奈斯逃出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去了伦敦。由于对慕尼黑会议和当时的形势感到愤慨，他辞去了总统的职务，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领导人，他大声疾呼抗议这种侵犯他人权力的犯罪行为。1938年3月，德国军队攻进布拉格时，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讲学，他立即致电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抗议德国公然违背慕尼黑协定。1939年6月，他返回英国，期待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想离战场近一些，同时他也希望盟军能很快地打败德国，这样，他和其他的领导人能重新恢复慕尼黑会议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领导权力。